佛祖在一号线_李海鹏【完结】(8)

2019-03-10  作者|标签:李海鹏

  这个事漫说别人,我姥姥就深有体会。满洲国时期她在日本人的工厂做过工,日本监工来了,她就假装努力工作,日本监工走了,她就把工具一摔,呸,×你妈,小鬼子!这就是她的态度。日本人轴,或许真如李宗仁所说,在战术上无人能敌,在战略上毫无眼光,掠夺资源是真的,把中国东北当成了自己家也是真的,开了好多工厂,把沈阳建得比东京还繁华。日本开拓团原来都是稻农,一到沈阳,傻了,擦,国际大都市!这个大都市要靠中国工人的劳动来维持运转,可是他们磨磨蹭蹭。如今汉语里有个词汇叫“磨洋工”,正是我姥姥他们的作为所致。我问我姥姥,你信不信“王道乐土”之类的?她说,信个屁,要建乐土,怎么不自己家建去?

  你看,福泽谕吉以降的历代日本jīng英们创立了一个如此动听的思想体系,却连一个中国女工都骗不过。这是为啥呢?日本民族颇有优长之处,可是在二战中,没有人比他们输得更惨,吃的苦头更多,这又是为什么?历史可以有很多种解释,可是有一种,我看是最不可颠覆的,那就是孟子说的话:不仁而得国者,有之矣;不仁而得天下者,未之有也。最终,一个社会的最可警惕的危险就是,它看似拥有一切,钱有的是,权力有的是,武力有的是,可是仁……这个真没有。

  @佛祖在一号线

  每周大约1.5次,我搭乘终究悲哀的一号线地铁去上班,就像一只蛔虫卵被运送到北京的东面。北京地铁的新线路都有一副G2成员国的派头,像10号线什么的,车也新,座位也软,仿佛还泛着奥运会的光泽。可这一号线不行,多是灰不呲咧的旧车,连空调都没有,破电扇chuī得我都快得羊流感了。它还特有国营企业的威严,给乘客们立了好多规矩,不许乞讨,不许喧哗,还不许有伤风化等等——每个隧道口都有警示牌,“禁止入dòng!”可是它自己不大讲规矩,有时候站台上人太多,司机把人一放,马上关门,哼哧哼哧就土遁了。另一些时候它开着开着,播音器里就传出一段赖唧唧的北京土话:奉上级指示,列车在西单站通过不停车。敢情你要是非到西单不可,还得去请示一下“上级”。它的话语系统还停留在1980年代中期呢。

  只需买一张2块钱的卡片就可以回到1985年,绝对物超所值,因此我很享受每个单程的40多分钟。我大幅度地提高了自己睡觉的本领,站着也能睡,而且决不会打趔趄。有时我也像别人一样玩PSP,打4局新手级的实况足球,即便率领阿森纳队对决中国国家队,胜负也殊难预料。大多时候我则拿本书看。我想我虽然沦落到地铁当中,只要坚持学习,就一定有晋升到更高阶级之希望。我发现从我上车那一站到大望路,《灯草和尚》可以看43页,《痴婆子传》就只能看36页。

  倘若严肃地讲讲我的地铁见闻,那么我就得说自己看到的情形跟诗人庞德的名句完全一致,“人群中这些面孔幽灵般显现/湿漉漉的黑枝条上朵朵花瓣。”没错,就是这种昏暗和缺乏生机的气氛,虽然还不至于幽闭恐怖。我下过两次煤矿,在那巷道里你才觉得害怕呢,因为你总是忍不住想:他妈的,我在地下600米啊。我以前只知道自己有恐高症,去了煤矿才知道还有恐深症。然后你就盯着那些瓦斯探测器看,可是毫无悬念地,它们一定亮着浓度超标的红灯。于是那些煤矿工人们走下矿车,在积水的巷道里PIAPIA地走啊走,一直走向恶龙的dòngxué。

  地铁里则是安全的,人们怏怏不乐,只是因为要纯然地làng费一小段时光而已。作为一个具备生理特性的人类,我曾有很多次坐出租车而感到快乐,因为那是美好的日子,微风chuī佛着你身边的小小世界,而阳光像无边的红色星云一般浮漾在你闭起的眼睑周遭。你有机会与自然融合在一起。至少你可以看看街边的树木在空气中摇摆的样子。可是在地铁里你从来不会感到快乐。你看到车厢里灯光灰白,色彩单调,人们坐着或者吊着,总是表情呆滞。你也会看到有人沉浸在遐想之中,幻想到了什么好事而突然展露奇怪的微笑,甚至不出声地嘟哝了几句。你看到有人试图打扮得衣冠楚楚,可是皮鞋上积满了灰尘。你听到旁边的几个小女孩抱怨这个月的奖金太少,上个月还有50块哩,然后你瞥过去一眼,发现她们果然不怎么好看。

  总的来说,我发现自己在这个世界上遇到的各色人等都有一个共同的本质,而这本质在地铁中尤具显性,那就是无论快乐还是烦恼,人们都沉浸在梦幻之中。我没有遇到过任何一个人过着完全明智的生活。你知道一个坐地铁的在幻想自己开宝马,开宝马在幻想自己住一栋有15亩草坪的别墅,住大别墅的呢,机关算尽太聪明,不成想还是免不了得罪人,进去了。我们每个人都挺事儿的,可是每个人都会在有些时候出神,幻想点儿什么莫可明之的事物。我不能说这激起了我对人类的怜悯之情。怨憎会,求不得,生活大抵如此,没什么新鲜的。我只是在有一天发觉,我这么想事情,跟释迦牟尼也差不多嘛!佛祖35岁悟道,恐怕还没我早呢。

  可是我觉得“觉悟者”没什么稀奇的,悲悯与善良一样,只是中年觉悟的题中应有之义罢了。与此相反,我发现真正重要的是,我们在走向恶龙的dòngxué之前是否gān过点儿什么真正的jīng彩的、有劲的、别样的事情。解构地说——至少我得学会倒立着睡觉,让一号线里的人们以为我是蝙蝠侠呀。

  @坎坷邦里的怪叔叔

  今天讲两个故事。第一个故事来自我正在看的一本小说,玛格丽特·阿特伍德的《使女的故事》,讲的是一个叫基列共和国的虚拟国家的事儿,它的前身是美国,如今已经被宗教原教旨主义者控制。基列共和国可不是什么好地方,现代文明有什么,它就否定什么,我们喜欢gān什么,它就不让gān什么。我们喜欢了解外面的世界,它就钳制资讯流通,我们想说话,它就说撒它阿泼,我们享受饮食男女的欢娱,还发展了此类幽默,它就不许我们嬉皮笑脸。在这个国家想做个公民近乎做梦,做个有活气儿的人也不容易,只有无知的天阉才会感到如鱼得水。

  这类小说叫作“反乌托邦小说”或“坎坷邦小说”,说的是国家政权极端地压制自由,以人民为刍狗,《1984》和《美丽新世界》都是个中翘楚,近作则经常qiáng调科技之可能助纣为nüè。

  在不义的社会里,科技会助长不义。石黑一雄有一部此类小说叫《千万别丢下我》,写的就是一帮小孩活着活着,突然发现自己是克隆人,都是器官移植的宿主。这种邪恶在两百年前是不可想象的。再比如,圣意在古代行之不远,村夫野老尚可活得逍遥自在。到了现代,大喇叭喋喋不休,就要控制人的思想。这种可能性是随着科技的发展级数增长的,收音机效率更高,电视更有蛊惑力,互联网更能营造舆论场,等等。倘若长期以往,一些老百姓就会迷糊起来,大喇叭说什么信什么,失去独立思想。有些年轻人比较聪明,会痛感这一切荒唐不经,那么怎么办呢?他们的第一反应也是利用科技,拉起一个自己的大喇叭。可是反乌托邦之所以存在,就是因为它不是吃素的,派出一哨人马,BIU的一枪,就把新喇叭打成了旧哑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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