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所理解的生活就是除了造谣以外，去造其他一切东西。我心中的造化，就是创造了多少文化。
既然三十年前，我以一挑亿，跑赢了其他所有的jīng子，那么我必然生来就是牛bī的。我来到这个世上，总要留下点痕迹。我承认衣着光鲜、举止优雅也是一种对美好的创造，但这方面我不太拿手。我承认在这个社会，很多人觉得你只要不说脏话，说点假话、空话、套话，造谣，大肆地造谣，疯狂地造谣都不算是道德败坏。但我觉得反之，并且还要对道貌岸然的傻bī们加一个“操”字。是的，这会让那些道德惊诧家们浑身颤抖，严厉批判，大呼小叫，满地打滚，然后突然起立，开始审判。我的解决之道就是再说一次，操。我就操了，但我既不操你也不操你全家，我操这世道，这世道觉得文绉绉的诬陷没问题，这世道让那些不说粗话但最缺德的人能做道德评判家，这世道让那些话不脏但心眼脏、手段脏的人当道，这世道能任意颠倒黑白、混淆是非，这世道觉得公众人物或者随便谁说一个“操”字就不应该，那就操翻这世道。
我所理解的生活就是做着自己喜欢的事情，养活自己，养活家人。
生活不是攀爬高山，也不是深潜海沟，它只是在一张标配的chuáng上睡出你的身形。我也不觉得留有遗憾是一种缺憾美，相比之下，gān砸了倒是一种美。我喜欢的事情远不止写作和赛车，我还做很多事，有些做得不够好，有些做得很失败。
和朋友聊天时，我直接告诉他们，这事我特喜欢，也gān过，但我真的不适合，丢人了。我就最讨厌听见有人这么说，要是我去gān这事，一定比某某某gān得好。滚。你在台面上看见我成功一次，我在台面下就gān砸十次，那又如何，我又没死，不停地gān就行了，人们只会记住你成功的那一次。
我所理解的生活就是和自己喜欢的一切在一起。
我曾经在快餐店看上一个姑娘，犹豫五分钟，没敢去和人家说话，结果人家走了，到现在都很遗憾。那一刻，我就是白痴，去了又如何，最坏的结果无非就是他男朋友从厕所里出来。哪天若要死了，遗憾这事没gān，那事没gān，还不如自chuī这事gān成了，自嘲那事gān砸了。
我现在gān的事足够多，陪伴家人爱人和孩子，每年比赛接近二十场，又开始写新的小说和游记，除了偶然进棚拍杂志，其他时间真没有jīng力来捯饬自己，更没心思去考虑什么形象和定位问题。觉得我观感欠佳的，挪步就是。我只负责制造作品，不负责用户体验，也没有售后服务，更不会根据大家的口味来改进。你若喜欢，便是晴天；你若讨厌，也是晴天。
谢谢这位朋友给我的忠告和jīng心的设计，我知道我会为我的性格和生活方式吃无数亏、吞无数恶果，但至少大到理想、小到闪念，我几乎都没有放过。所以就算我的生活里充满挫败甚至后悔，但遗憾并不多。
朋友，感谢你所说的一切。世间万千种宠爱，无数种人心，得之我幸，不得我也没什么不幸。我只认可一点，就是出门再匆忙，裤子拉链还是得拉好。
国事
太平洋的风
我们所炫耀的，他们的纳税人不会答应；我们所失去的，他们都留下了；我们所缺少的，才是最能让人感到自豪的。
空客320降落在桃园机场。飞机的降落把我震醒。手机里正好播放到张艾嘉的《戏雪》，这算是一首生僻的歌，陈升写下这样的词——“1948年，我离开我最爱的人，当火车开动的时候，北方正飘着苍茫的雪，如果我知道，这一别就是四十余年，岁月若能从头，我很想说，我不走。”
对于台湾，我的印象一直停留在侯孝贤和杨德昌的电影里。后来魏德胜和九把刀又加工了一下。我喜欢的作家，梁实秋，林语堂，胡适也都去了台湾，而且他们都和鲁迅吵过架。当大陆穷的时候，台湾有钱，后来大陆有钱了——确切地说，是政府和小部分人有钱了，台湾又有了……
战火把同一个民族的人分隔在了海峡的两岸，那些具体到每个家庭的悲欢离合已经被时间慢慢抹平。台北的街道的确像优客李林唱的那样，像迷宫一样展开在我的眼前。但是对于异乡人，每个陌生的城市都是迷宫。在酒店住下，诚品书店就在旁边。朋友的眼镜架坏了，于是晚上先陪着朋友去配眼镜。我们坐计程车来到了台大附近，进了一家眼镜店。没有声音苏麻的台妹，老板亲自上阵。朋友看中了一副镜框，但要几天以后才能取。朋友说，那算了，我在台湾只留三天，我要明天就能取的，只能去别的地方看看。这时候，让我诧异的一幕出现了，老板居然从柜台里摸索出了一对隐形眼镜，塞在我朋友手里，说，实在不好意思，没能帮上你的忙，这个送你，先用这个应急吧。连我这般总是把人往好里想的人第一反应也是——我靠，哪有这种好事，这里面是有什么猫腻吧？咱还能走出这家店的店门么？
我们平安地走出了这家眼镜店，换去了隔壁一家。那家眼镜店承诺第二天就可以把眼镜做好，然后那家店的老板用朋友残留下的镜片临时找了一个镜框凑合装了起来，告诉朋友，这个可以晚上用。这两家只是非常普通的路边眼镜店，还是自己随机找的，要不真得让人怀疑是不是组织方安排的，目的为了让大家增加对台湾的好感。
台湾的街道上有不少的小游行和抗议横幅，这一切对于大部分大陆游客来说都太新鲜了，于是很多游客守着电视机看晚上的政论节目。我妈妈去年从台湾旅游回来，就说那里太好玩了，领导人可以在电视里随便骂，比快乐大本营还要欢乐。相比之下，台湾人对这些早就习以为常。但给我留下了比马英九先生更深印象的是王松鸿先生——他不是明星政客，也不是文人墨客。他是一个计程车司机。一天早上，我从酒店下楼，打了他的车去阳明山。到了目的地我发现把手机拉在出租车上。我没有记下车牌号。朋友们忙着帮我联系出租车公司，看看能不能查到一些讯息，我也打给酒店，想让他们查看一下监控录像，确认车牌号。一会儿，我接到了酒店的电话，我问他们，是查到车号了么？他们说，监控录像里讯息太多，还没有查到，但是刚才有一位出租车司机开回酒店，把一个手机jiāo给了前台，说是一位从你们这里上车的先生遗落在车里的……
说实话，我石化了。我问到了出租车司机的电话和名字，说我想酬谢你。王松鸿说，不需要啦，很正常的，小事一桩，我们都是这样的。他告诉我，前几天刚和几个朋友环岛开了一圈，打算过一段时间来大陆旅行。他说他开计程车就是为了能够去更多的地方看看。末了居然还来一句：我有QQ和新làng微博的，你的号是什么，我们可以在网上联系的。这顿时让我觉得两岸关系非常亲密。接着，他继续说，你有脸书么？我说，大陆的互联网没有脸……书。他说，哦，对哦，是哦。我不和你说了，有客人了，再联系哦。
也许是我的命好，遇见的都是好人，也许是我走的肤浅，几乎所有人都和气。毫无疑问，如果我在台湾多停留几天，我当然能看见他不如人意的一面，也许他硬件不够新，也许他民粹也涌现，也许他民怨从不断，也许他矛盾也不少。没有完美的地方，没有完美的制度，没有完美的文化，在华人的世界里，它也许不是最好的，但的确没有什么比它更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