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舍看见了中国华侨在建设美丽的新加坡的事业中的勋劳：“树是我们栽的，田是我们垦的，房是我们盖的，路是我们修的，矿是我们开的。……毒蛇猛shòu，荒林恶瘴，我们都不怕。我们赤手空拳打出一座南洋来。”“没有了我们，便没有了南洋;这是事实，自自然然的事实。”(注：《还想着它》。)老舍从这些华侨身上看到了中国人民中间潜在的伟力。“我们伟大。”这是他发自内心的呼喊，“这不是英雄崇拜，而是民族崇拜，不是说某某先生会穿西装，讲外国话，和懂得怎样给太太提着小伞。我是要说这几百年来，光脚到南洋的那些真正好汉。没钱，没国家保护，什么也没有。硬去gān，而且真gān出玩艺来。我要写这些真正中国人，真有劲的中国人。中国是他们的，南洋也是他们的。那些会提小伞的先生们，屁!连我也算在里面。”(注：《还想着它》。)对“真有劲的中国人”——垦荒、造屋、捕鱼的赤脚的劳动人民的崇拜，这在当时的条件下，是一件意义重大的事。老舍思想上得到的这一点认识，是他在新加坡所得到的最宝贵的东西。
思想感情上的这个变化，直接影响到他的创作;这突出表现在作品主题的把握上。本来在来南洋前他已经开手写作一部叫做《大概如此》的长篇。他自己讲：这部书和《二马》差不多，也是写在伦敦的中国人。情节的中心是写一男一女，男的穷而好学，女的富而遭了难，穷男的救了富女的，两个人发生了恋爱。结局是，男的堕入情海之中，女的却只拿爱作为一种应酬与报答，结果把男的毁了。老舍“不满意这个题旨”。这部小说“在大陆上写了些，在由马赛到新加坡的船上写了些，一共写了四万多字”。到了新加坡，由于新思想的激dàng，他“看不起这本书了”，决定停笔。(注：《我怎样写〈小坡的生日〉》。)这在老舍的创作生活中也是一件特别值得注意的事。在《二马》中，我们看到一个爱国者的沉思，对于祖国人民愚弱的国民性，有着鞭辟入里的解剖和批评，愤激之中透露着悲哀，切望民族复兴又苦于没有希望，那感情是沉郁的。但是在新加坡，他看到了另一方面的情形。他这时从纷乱的、落后的、丑恶的社会现象中，看到那深藏于内的希望的种子：中国人的无穷无尽的创造力和对于压迫者的抗争的jīng神。他从肯定马威求实的生活态度、qiáng国救民的理想，进而发展到希望弱小民族联合起来共同奋斗，这无疑是一个大的进步。他自己也是很宝贵这种认识上的提高的，他不无兴奋地说过：“一到新加坡，我的思想猛的前进了好几丈。”(注：《我怎样写〈小坡的生日〉》。)
《小坡的生日》就是在这种思想认识指导下开始创作的。这部作品明快的情调反映了他乐观的情绪。
一九三○年二月底，老舍辞去华侨中学的教职，登舟回国。他之急于回国，一者去国六年，而老母在堂，常有信盼归;二者在新加坡时思想上发生了变动，使他愈益增加对祖国的眷恋和关注。“革命”对于老舍自然还是一个比较模糊的观念，但他在新加坡感受了革命的气息——反对帝国主义压迫的革命气息，则是确定无疑的。他是怀着“东方民族是受着人类所有的一切压迫;从哪儿想，他都应当革命”(注：《我怎样写〈小坡的生日〉》。)的信念，“决定赶快回国”的。
给东方被压迫民族的孩子们——《小坡的生日》
《小坡的生日》是老舍写给孩子们的一部中篇童话。这部童话老舍在新加坡华侨中学教书时就开始写了，到离开新加坡前已得四万字;回国后暂住上海西谛家，续写完最后两万字。最初发表在《小说月报》第二十二卷第一号(一九三一年一月)至二十四卷第四号上。一九三七年生活书店出版单行本。
《小坡的生日》情节十分单纯。作家先是以轻快的笔触叙述主人公小坡在家庭、花园、学校、街上、海岸边的所见所闻;接着写小坡过生日同一家人看电影，看电影之后睡觉做梦到了影儿国，目睹了影儿国láng猴大战;为了救“咕里吧叽”的爱人“钩钩”，小坡变成猫混进虎山历险，……线索虽然单一，但故事却写得妙趣横生。自影儿国历险起，作家专写小坡的梦境，情节离奇古怪，却又透出一派天真，并不显得荒唐。
老舍本来想以南洋为背景写中国人开发南洋的功绩，但由于没有钱也没有功夫到各地去考察实情，只得作罢。他自己讲：“好吧，我以小人们作主人翁来写出我所知道的南洋吧——恐怕是最小最小的那个南洋吧!”(注：《我怎样写〈小坡的生日〉》。)他还曾经这样讲过创作《小坡的生日》的动机：“表面的写点新加坡的风景什么的。还有：以儿童为主，表现着弱小民族的联合——这是个理想，……”(注：《还想着它》。)作家的这个构思，决定了《小坡的生日》描述的重点。
在作品中，作家为我们描述了一个色彩绚丽的南洋。《海岸上》、《在花园里》等章节对新加坡的风景、天气、人物都有bī真而生动的描写。《种族问题》一节，作家借小坡的一条红绸子，魔术师一般，打扮出居住在新加坡的“各色人等”的模样。你看：小坡把红绸子往头上一裹，裹成上尖下圆，脑后还耷拉着一块儿，他便是印度人了。再把这件宝贝从头上撤下来，往腰里一围，当做裙子，小坡便是马来人啦。嘴唇撅撅着，蹲在地上，用手抓着理想中的咖哩饭往嘴中送，吃完饭，把母亲的胭脂偷来一小块，把牙和嘴唇全抹红了，作为是吃槟榔的结果。他把宝贝从腰中解下来，请妹妹帮着，费五牛二虎的力气，把妹妹的几个最宝贵的破针全利用上，作成一个小红圆盔，戴在头上，然后搬来两张小凳，盘腿坐上一张，那一张摆上些零七八碎的，他就是阿拉伯的买卖人啦。作家从孩子模拟和观察的角度，画出了多民族聚居这一特点。作家还以浓重的色彩，描摹了新加坡的风习：“小坡过年的时候，这‘各色人等’也都过年;所以显着分外的热闹。那里有穿红绣鞋的小脚儿老太太，也有穿西服露着胳臂的大姑娘。那里有梳小辫，结红绳的老头儿;也有穿花裙，光着脚的青年小伙子。有的妇女鼻子上安着很亮的珠子，有的妇女就戴着大草帽和男人一样的作工。可是，到了新年，大家全笑着唱着过年，好象天下真是一家了。谁也不怒视谁一眼，谁也不错说一句话;大家都穿上新衣，吃些酒肉，忘记了旧的困苦，迎接新的希望。基督教堂的钟声当当的敲出个曲调来，中国的和尚庙奏起法器，也沉远悠扬的好听。菩萨神仙过年不过，我们不知道，但是他们一定是报着嘴，很喜欢看这群人们这样欢天喜地，和和美美的享受这年中的第一天。”(注：《老舍文集》第二卷第19页。)把上述的一切描述合起来就构成一幅关于新加坡的风俗画。老舍借这些描述，流露出他对于新加坡人民深挚的感情以及希望他们生活幸福的良好祝愿。从字里行间我们仿佛可以感觉到作家厚重的人道主义情怀的温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