② 陆游《老学庵笔记》卷五，中华书局 1979 年版。
③ 王国维《人间词话》，四川人民出版社 1982 年版。
① 周济《介存斋论伺杂著》，见《词话丛编》，第 1629 页。
倒。但此作(指《桂枝香》)却颌颃清真、稼轩，未可谩诋。”②李清照去世 时，辛弃疾只有十四、五岁，她无缘读到《稼轩词》。但在她写《词论》时，对于王安石和周邦彦的词作，她应该是熟知的。既然她对周邦彦的歌词未提 出异议，而批评与周作不相上下的王作，在梁启超看来，李清照对王安石不应该如此轻慢地加以批评。应该说梁启超对李清照持论偏颇的这一反驳是必 要的。类似的问题还表现在《词论》对秦观的批评上，“秦即专主情致，而少故实，譬如贫家美女，虽极妍丽丰逸，而终乏富贵态。”平心而论，李清 照的这段话既无分寸，也不符合事实。如果把“专”字去掉，以“主情致”
评骘秦词，就较恰切了。“情致”，本来是指风味、意趣，本身是抽象虚泛 的，其规定性要通过一定的事态和景物来体现，比如《世说新语·文学》篇称清风朗月。江诸估客之咏为“甚有情致”;颜之推谓：“《诗》云：‘萧 萧马鸣，悠悠筛施。’毛传云‘言不喧哗也。，吾每叹此解有情致”①。此处所说的“有情致”，是指“清风朗月”、“悠悠筛旌”之景和咏诗、马鸣之 声jiāo会产生的静谧、肃穆的意趣。但细审《词论》的上述语意，它所指的“情致”当与“风情”相近，即指男女相爱的情怀，也就是说李清照认为秦观专 写爱情词。实际上，《淮海词》中约有半数以上的篇目其旨趣不在异性之恋。
所以《词论》在此下一“专”字，是失据和武断的，秦观词的“情致”是由 其摹写的景象派生的，是情景jiāo融，“意境两浑”②者。秦观是注重形象的，他善于“以实为虚，化景物为情思。”③即以其“恋情”词中所写的与“玉楼” 女和“东邻”的关系，也大都是比拟性的，秦观并不是真有那么多儿女情长，说他“专主情致”是不应该的。
再说，“少故实”未必不好。在词中“祭鱼”或弄成掉书袋并不可取。 粗服乱头而下掩国色的贫家美女，未必不及珠翠满头的富家千金。问题还在于秦观词也并非不用故实，且不说他的一些登临怀古词所用“故实”，几乎 多到“无一字无来历”的程度，就是在其它一些“主情致”的词中也不乏“故实”。比如在《淮海词》中有这样一首《如梦令》：“楼外残阳红满，chūn人 柳条将半。桃李不禁风，回首落英无限。肠断，肠断，人共楚天俱远。”乍一看这是一首常见的chūn景词，包括李清照在内的以往的《淮海词》的论注者， 均未发现此词中的深长寓意，其中的“桃李”既是chūn日即景，又借喻门生。
秦观是苏轼荐拔的“四学士”、“六君子”之一，自称“桃李”非常贴切; 用在这里又极为自然，以致使人不易发现是在使用“故实”。秦观写此词时，苏拭的“门墙桃李”大都因被诬为元枯党人，或被贬滴，或归乡隐居，先后 离开朝廷，飘零云散。秦句之“不禁风”和“回首落英无限”，不正是政治风云变幻和人物不幸命运之象征吗?秦观不仅常常使用“故实”，还能加以 改造使其更契合于自己的身世，其用事用典的功力，可谓达到了“用一事如军中之令，置一字如关门之键”①的地步。总之，《词论》以“少故实”云云 诟病秦观，并不符合事实。
② 梁启超《饮冰室词评》，《词话丛编》第 4306 页。
① 《颜氏家训·文章》王利器集解本，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0 年版。
② 樊志厚《人间词乙稿序》。
③ 范晞文《对chuáng夜话》卷二引周伯弜《四虚序》。
① huáng庭坚《跋高子勉诗》，《豫章huáng先生文集》卷二十五，四部丛刊本。
四、为《词论》一辩《词论》是一篇首次系统论述词体特点的很有锋芒的好文章，又是出自 一位年轻女性之手，本来是一件很了不起的事情，但它却“生”不逢时，长期沦为“弃儿”，无人问津。后来遇到了胡仔，它的幸运和不幸，都得从这 位“苕溪渔隐”者谈起。
(一)
胡仔及其与《词论》有关的功过胡仔，字元任，大约比清照晚生十一、二年，比她后卒十四、五年，二 人基本同代，所以胡仔有关清照的记载是值得重视的。他是徽州绩溪(今属安徽)人。其父舜陟，字汝明，号三山老人，官至徽猷阁待制、广西经略。
《苕溪渔隐丛话》中所载《三山老人语录》，即述其父语。胡仔少时以父荫 授迪功郎。绍兴六年(1136 年)侍父赴广西七年。父母丧后，曾赋闲 20 年。
休官后退居吴兴苕溪，自号“苕溪渔隐”，并以此作为其论著的名称。
《苕溪渔隐丛话》是继阮阅《诗话总guī》而纂辑的前、后两集诗话选本。 前集成于南宋高宗绍兴十八年(1148 年)，后集成于孝宗乾道三年(1167年)，中间相隔整整 20 年。《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评胡仔此著云：其书继阮阅《诗话总guī》而作，前有自序，称阅所载者皆不录。二书相辅而行，北宋以前之诗 话，大抵略备矣。然阅书多录杂事，颇近小说，此则论文考义者居多，去取较为谨严;阅书分类编辑，多立门目，此则惟以作者时代为先后，能成家者列其名，琐闻轶句则或附录之，或类聚之，体例亦较为明晰;阅书惟采摭旧文，无所考证，此则多附辩证之语，尤足以资参订。故阅书不甚见重于世，而 此书则诸家援据，多所取资焉。
今天看来，胡著不仅以其择取谨严、条理明晰、载有撰者评语等方面优 于阮书，前者的更为可贵之处是它补辑了元祐党人的有关资料。《诗话总guī》
成书于北宋徽宗宣和五年(1123 年)，是时元枯党禁虽已多次下诏解除，但 在此书纂辑过程中，作为北宋文坛盟主的元祐党人的一切著作均不得收录，已收录的也要遵诏删除或焚毁。而胡仔则“遂取元祐以来诸公诗话，及史传 小说所载事实，可以发明诗句，及增益见闻者，纂为一集。凡《诗总》所有，此不纂集，庶免重复”①。《词论》就是在胡仔的这种纂集原则下，幸蒙收录， 从而得见天日的。但《词论》和它的作者又是不幸的，竟然遇上了胡仔这么一位重男轻女，处处维护旧礼教的迂腐者。在他的这本著作中，凡女子都被 列入《丽人杂记》的“另册”。李清照的《词论》之所以得入“正册”，完全是沾了晁补之的光，胡仔对她则是极尽讥讽之能事的。所以说他既是率先 收录《词论》的功臣，也是低毁《词论》的始作俑者。到了清代，裴畅云：“易安自恃其才，藐视一切，语本不足存，第以一妇人能开此大口，其妄不 待言，其狂亦不可及也”②，则是拾人牙慧而已，不值一驳。至于当代人对《词论》的看法，虽未曾见到比裴畅更加过激的言辞，但也曾有相当一部分论者 一度对其采取了否定或基本否定的态度，究其原因大多与维护苏轼的革新词① 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前集序，人民文学出版社 1962 年 6 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