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16日，得知清廷新的人事任命后，德国公使对张人骏出任山东巡抚表示疑虑，并授意张之dòng电请以山东归并直隶，由袁世凯兼管，改称直东总督，但为荣禄所阻。
一日在军机堂，文忠(即荣禄)掉过头对先公(即郭曾，当时兼任军机章京)说：“慰庭(即袁世凯，字慰庭)想要以直隶总督兼领山东，你的意思如何?在过去有先例吗?”先公悚然说：“过去鄂文端、年羹尧等虽有先例，然而全是因为用兵而暂时节制，不是今天所宜援引的事例。”文忠赞成他的话，既而叹息说：“这个人有大志向，我在，尚可以驾驭得住，然而将来终当出人头地。”13
庚子事变后，在惩办“闹教”的元凶祸首的jiāo涉中，迫于列qiáng的压力，载漪、载澜被充军，载勋、赵舒翘被赐自尽，载濂、载滢、溥静则被削爵，jiāo宗人府圈禁，刚毅病故，裕禄、徐桐、崇绮自杀，启秀、英年、徐承煜被处斩。这样，太后训政后组成的那个老班底和守旧派圈子可以说是凋零殆尽，全面瓦解了。两宫驻跸西安时的军机处只有荣禄、王文韶、鹿传霖和瞿鸿?四人，鹿、瞿二人为新进，“学习行走”;国家大政乃至朝廷的安危都握于李鸿章、刘坤一、张之dòng和袁世凯这些改良派大臣的手中。太后痛定思痛，也感到照老法子是没办法应付危局，治理国家了，于是“西宫锐意变法，急于求治”，亲自挂帅，当起改革变法的带头人来了。而作为军机领班大臣的荣禄，“为保全名声计，亦颇怂恿14”。1901年1月10日、10月2日、1902年1月1日，太后连颁三道懿旨，宣示自己变法图qiáng的决心：“尔中外臣工，须知国势至此，断非苟且补苴所能挽回厄运。惟有变法自qiáng，为国家安危之命脉，亦即中国民生之转机。予与皇帝为宗庙计，为臣民计，舍此更无他策。尔诸臣受恩深重，务当将应行变通兴革诸事，力任其难，破除积习，以期补救时艰15。”为了显示变法的诚意，1901年4月21日，朝廷宣布设立督办政务处，其组成人员为：庆亲王奕、大学士李鸿章、荣禄、昆冈、王文韶、户部尚书鹿传霖，刘坤一、张之dòng也“遥为参与”(稍后，袁世凯也被任命为督办政务大臣)。督办政务处的职能则是“体察时势，抉择jīng当，分别可行不可行，并考察其行之力不力”，“各该王大臣等于一切因革事宜，务当和衷商榷，悉心评议，次第奏闻。…俟回銮后切实颁行，示天下以必信必果、无党无偏之意16。”看到这里，细心的读者应该能够记起来，戊戌年光绪和康有为一直想开设的制度局和懋勤殿，不就是这么一个务虚和参谋决策的机构吗?历史仿佛转了一圈，又回到变法维新的轨道上来了，让人不能不感叹形势比人qiáng，即使qiáng横如太后者，也不能不顺应cháo流。在督办政务处中，很显然改良派占据了上风，庆王只是个空头的领衔，大主意实际上全由李、刘、张三个人拿。在两宫回銮之前，清廷陆续出台的改革措施有：
5月26日，整顿各部部务，裁汰书吏;
6月3日，重开经济特科，命内外大臣保荐人才;
6月5日，整顿翰林院，编检以上和新科翰林均须入京师大学堂学习政治学;
7月5日，命出使各国大臣访察留学生，咨送回国，听候考试录用;
7月24日，改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为外务部，班列六部之前，庆亲王为总理大臣，王文韶、瞿鸿?为会办大臣，瞿鸿?兼外务部尚书;
8月29日，诏自明年开始，乡、会试废八股，试策论;
9月11日，命令停止捐纳实缺;
9月14日，命将各省所有书院于省城改设大学堂，各府厅及直隶州均设中学堂，各州县均设小学堂，并多设蒙养学堂;
9月16日，命令各省选派学生出洋游学;
10月2日，太后再颁懿旨，责成中外臣工，将应行变通兴革诸事，力任其难，破除积习，以期补救时艰，并将刘坤一、张之dòng会奏整顿中法以行西法各条，随时择要办理。
这样，戊戌之后反动、保守的严冬已经过去，变法维新的chūn天再度来临。袁世凯在这种大气候中就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实在是难得的际遇，因为他不仅拥有了必要的权位，而且有了适宜的政治环境，使他可以把自己一贯的主张和想法付诸实践，在自己的职权范围内，开启了一个改良主义的新时代——“北洋新政”的时代。我们在本章开头看到的奏章，就是袁世凯响应太后1月10日的懿旨，陈述自己对“应兴应革”诸事的意见，此时他还在山东巡抚任上，但“十条”已经是他自己未来从事新政的纲领性文件。
袁的“十条”，不为“繁重阔远之论”，而注重于“言之易行，行之易效者”;看似“卑无高论”，但却“切而易行”。综核其十条建议，可以看出袁世凯变法的总方针是“其骤难兴举者，贵乎循序渐进，不可操切以图;其亟须变更者，又贵乎明断力行，不为庞言所动。”其要点在于“熟审治法，慎始图终”，即“(朝廷)内外合谋，不厌jīng详。迨至……择定施行，便成万钧不移之势，无论如何为难，亦必坚持定见，始终不移。”其根本则在于“广植众材，能得人乃能行政”。办事首要在得人，得人还在知人善任，用人不疑，让人才放手做事，则“其余理财讲武，以次递进，因时制宜。”(上所引均见于奏折)袁世凯不仅是这么想的，这么说的，从其北洋新政的实践来看，他也是这么做的。
袁世凯一生事业的成功，在决定的因素上是他重视并善于笼络和使用人才，北洋新政就是十分明显的例证。从他所上奏的“十条”看，除第一条提纲挈领地陈述自己对变法方针的看法而外，后面六条都是从不同的方面讲人才的作育培养，后三条则分别论列吏治、理财和武备，重点显然是放在了“广植众材，能得人乃能行政”上面。联系到直隶北洋新政的实际，我们可以看到，袁世凯是把“十条”中的想法完全贯彻于变法的实践之中了。北洋新政，其侔侔大者，在大办学堂，在振兴实业，在扩练新军。在这三大方面，都可以看到袁世凯知人善任和作育人才的杰出表现。
什么叫知人善任?把最合适的人选放在他们才能最得施展的位置上就是知人善任。下面我们来看看袁世凯的做法。
北洋新政最为人所称道的就是大办学堂，作育人才。袁世凯上任伊始，即把普及教育，作为“经国要图”，在布政、按察二司之外，设立学校司，作为全省兴办教育的最高管理机关。截至1906年6月，直隶所办大学计有北洋大学堂、高等学堂、北洋医学堂、高等工业学堂、高等农业学堂五所，初等农工业学堂暨工艺局附设艺徒学堂(相当于现代的专科学校)二十一所，优级师范学堂一所，初级师范学堂及传习所八十九所，中学堂二十七所，高等小学堂一百八十二所，初等小学堂四千一百六十二所，女师范学堂一所，女学堂四十所，胥吏学堂十八所，此外尚有客籍学堂、图算学堂、电报学堂各一所。“凡已见册报者，入学人数共八万六千六百五十二人，而半日、半夜学堂不计焉。合诸武备、巡警等学堂以及册报未齐者，总数不下十万人17。”仅就直隶总督任内，袁世凯所办的重要学堂就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