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hūn秋以来，随着士庶力量的崛起，民本思想的发展相当迅速。社稷、民、神三者的关系发生了巨变，民作为神之主，国之本的观念逐渐为社会所接受。但在心理、情感上，统治者对这个基本事实却较难接受，其他社会阶层对这种新观念也存有一种隔膜。为了使个人的私见变成一种神圣的原则，产生广泛的影响力，利用历史传统的某种外在形式，就成为社会思cháo发展的一种媒介。由于传统的习惯，社会各阶层在心理上、情感上容易接受假借传统形式而宣传的某种思想。儒家避谈具体的“天”、“鬼”，而崇尚抽象的命，墨子qiáng调具体的“天”、“鬼”，而否定抽象的命。两者思想虽异，但在方法、手段和形式上都具有“神道设教”的特征。儒者的“神道设教”主要是为了愚下，而墨子的“神道设教”则主要是为了警上。“凡入国必择务而从事焉……国家yín僻无礼，则语之尊天师鬼。“ ”天之意，不欲大国之攻小国也，大家之乱小家也。qiáng之bào寡，诈之谋愚，贵之做贱，此天下之所不欲也。“ …… ”吏治官府之不洁廉，男女之为无别者，鬼神见之;民之为yínbào寇乱盗贼，以兵刃毒药水火，退无罪人乎道路，夺人车马衣裘以自利者，有鬼神见之。是以吏治官府，不敢不洁廉，见善不敢不赏，见bào不敢不罪，民之为yínbào寇乱盗贼，以兵刃毒药水火，退无罪人乎道路，夺车马衣裘以自利者，由此止。“ ”神道设教“作为一种实用有效的策略被chūn秋战国之际的各派思想家所广泛利用，但也是由于物质力量的缺乏，思想上不彻底的一种体现。
从墨子思想体系的总体结构分析，墨子思想有几个基本支点。一是qiáng力非命，二是重实践的认识倾向，三是重逻辑的思想方法。这3 点都是基于相信人的实践能力和理性力量，而不是相信和依赖超自然力量的控制与支配。
墨子qiáng力，qiáng调“赖其力者生”。对社会秩序的稳定、调节，对社会发展的看法，墨子始终注意人事努力，qiáng调人力对社会的支配和控制，所以极力非命。墨子认为，“自古以及今，生民以来者，亦尝见有命之物，闻命之声者乎?则未尝有也。” “夫岂可以为命哉?故以为其力也!” 墨子从历史治乱和现实生活的实践否定了命的存在，指出了有命的危害。“在于桀纣，则天下乱，在于汤武，则天下治，岂可谓有命哉!” 信有命必怠事，王公大人“藉若信有命而致行之，则必怠乎听狱治政矣，卿大夫必怠乎治官府矣，农夫必怠乎耕稼树艺矣，妇人必怠乎纺绩织絍矣。……则我以为天下之衣食之财，将必不足矣。” 如果执有命之说，“群吏信之，则怠于分职;庶人信之，则怠于从事。吏不冶则乱，农事缓则贫，贫且乱倍政之本。” ……所以，墨子认为，“执有命者不仁”，“执有命者之言，不可不非，此天下之大害也。” ……虽然墨子从感觉、实践方面qiáng调了非命，也肯定了天志、鬼神，但其中存在着根本的差别。墨子肯定非命是在实质内容上，肯定天鬼是在表面形式上，判据就在于墨子qiáng调qiáng力，重视人的主观努力。墨子讲天志、明鬼其立足点都是要人，使人qiáng力从事。墨子认为，“欲上之qiáng听治也，下之qiáng从事也”，使“百姓皆得暖衣饱食” 乃是顺天之意。非命必然qiáng力，必然重视人的实践力量，天志、鬼神之类六合之外的神格就必然只是外在形式。墨子虽明鬼，但只是为了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并不重视祭鬼的礼仪形式。
真正信鬼的人是十分重视如何和鬼沟通的方式、手段、途径和工具的。因此，对信鬼的人来说，祭鬼的礼仪形式是极为重要的，因为只有通过这些形式，才能表明鬼的存在及鬼对人事影响的存在。诸如各种巫师，他们正是通过巫术，表明了他们能和鬼沟通，因而能了解鬼意，传达鬼意。墨子不管这些，说明在他的思想深处，对具体论证鬼的存在没有兴趣，他qiáng调明鬼，只是想给自己的论说增加一种威慑力量。《墨子。公孟》篇记载的墨子的一件事也很可说明问题，“子墨子有疾，跌鼻进而问曰：”先生以鬼神为明，能为祸福，为善者尝之，为不善者罚之。今先生圣人也，何故有疾?意者先生之言有不善乎?鬼神不明知乎?‘子墨子曰：“虽使我有病，何速不明，人之所得于病者多方，有得之寒暑，有得之劳苦，百门而闭一门焉，则盗何遽无从入。’”墨子用实际经验事实来解释真实病因，而否定神、鬼能为人祸福，罚不善以病。在《墨子。明鬼下》篇说得更妙，如果真没有鬼神，这也好，可使乡里大众借此聚餐吃一顿，亲善彼此的关系和感情，“虽使鬼神请亡，此犹可合聚众，取亲于乡里”。在这里，已没有什么敬鬼、祭神的虔诚了。
墨子的天志也很少超自然的神秘色彩。墨子是将自己的兼爱、非攻、利天下的社会思想、政治主张变成一种普遍的社会法则;成为可规范每个人的思想、行为的天下之法度。也就是说，墨子的思想变成了一种天志。“顺天意者，兼相爱，jiāo相利，必得赏。” “子墨子言曰：”我有天志，譬若轮人之有规，匠人之有矩。轮匠执其规矩，以度天下之方圆，曰：中者是也，不中者非也。今天下之士君子之书，不可胜载，言语不可尽计，上说诸侯，下说列士，其於仁义则大相远也。‘何以知之?曰：“我得天下之明法以度之。’” 这种天志“上将以度天下之王公大人为刑政也，下将以量天下万民为文学出言谈也”。所以，墨子的天志是一种社会言行的仪法，而不是一种神格的主宰。
以上的分析、论述明显地说明了，墨子的天志、明鬼思想已很少宗教迷信色彩，而且有一种以人事、人利为基本内容的义理情调。墨子在回答禽子问“天与地孰仁”时，说：“翟以地为仁。太山之上则封禅焉，培之侧则生松柏，下生黍苗莞蒲，水生鼋鼍黾鱼，民衣焉，食焉，死焉，地终不责德焉。故翟以地仁。”这段佚文可佐证墨子天志、明鬼思想中所内含的理性内容。侯外庐等曾对墨子的天志、明鬼思想作为一种形式手段下过一个比较中肯的断语：“是的，墨子的明鬼是一落后的思想传统，尤其是他为了明鬼之有无，引经据典，qiáng辩甚多。然在古代，争取鬼神，谁知道不是一种斗争呢!” 把天祭鬼原是贵族的专利，庶民无姓，当然不能把天祭鬼。墨子将天、鬼大众化了。天是万民可顺、应顺之天，鬼也应是大家可祭之鬼。墨子的天、鬼对百姓来讲，是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的天、鬼;对贵族统治者来说，则是一种惩警的工具。由此看来，从贵族统治阶级恫吓、威胁万民的天鬼，在墨子手里变成了一种百姓约束贵族统治者的重要手段。这个转换确实表明了，墨子不仅将宗教之天、鬼变成了义理之天、鬼，而且将贵族之天、鬼变成了大众之天、鬼。这样，天、鬼在墨子手里成为代表农工庶民利益，对抗贵族的斗争武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