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5年2月，在校长曹云祥主持下，清华学校国学研究院筹备处成立。此前，因提倡白话文而bào得大名的胡适建议曹校长采用宋元书院的导师制，并吸取外国大学研究生院以学术论文为专题研究法来办研究院，曹校长深以为然。在胡适的建议下，曹校长首先聘请清华出身、美国哈佛大学学成归国的一代名士、年仅32岁的吴宓(字雨僧)主持研究院筹备处事宜，并让吴聘请足以堪当学术重任的导师来校任教。未久，在学界声名显赫的王国维、梁启超与在国外的赵元任、陈寅恪相继被聘为教授。--这就是当年令天下学界为之震动，被后世广为流传并影响深远的清华国学研究院“四大教授”或“四大导师”。
继“四大导师”之后，美国哈佛大学归国的博士李济(字济之)，又加入了清华国学研究院导师行列。
1923年，年仅27岁的湖北钟祥人李济荣获哈佛大学哲学(人类学)博士学位后归国，受天津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之聘，担任人类学、社会学兼矿科教授，第二年兼任文科主任。其间，由于矿科专业的关系，结识了声名赫赫的矿物学家、地质学家翁文灏，并通过翁结识了在李济人生旅途上具有重要转折意义的著名地质学家丁文江(字在君)，二人很快成为无话不谈的好友。
1924年，美国华盛顿史密森研究院弗利尔艺术馆(TheFreerGalleryofArt)，派毕士博(C.W.Bishop)率领一个代表团到中国进行考古发掘和研究，鉴于李济在学术界日渐兴隆的名声及其在中国近代考古学史上所做出的成果和贡献，毕士博写信至南开大学，邀请李济加入他们在北京的考古工作队。在丁文江鼓励下，李济决定与对方合作，未久即辞去教职，于1925年初加入毕士博的队伍，从而开创了“既维护主权，又公平合作”，利用外资搞科研的先河，为后来著名的“殷墟第二、三次发掘的资金问题的解决”(李济语)打下了基础。
就在李济加入毕士博考古工作队不久，清华国学研究院鸣锣开张，作为清华大学筹备处顾问的丁文江，意识到清华未来的光辉前景，建议李济去研究院一边任教，一边做研究工作，并把情况介绍给老朋友梁启超，二人共同出面向曹云祥推荐。曹氏一听李济的经历和名声，立即决定聘请。于是，时年29岁的李济，以讲师的身份出任国学研究院导师。
在清华的日子，李济与王、梁、陈、赵“四大导师”关系融洽，但最为投机、走得最近者，是比自己大23岁的梁启超。这一关系的形成，自是与梁对李有推荐、保举之恩有关，但更重要的是二人在对待近代田野考古这门新兴学科的看法上，具有相同的眼光和热情。梁启超是最早介绍西方考古学理论、方法，并系统总结中国传统金石学成果、极富远见卓识的史学大师，也是一位非常重视遗址搜寻和田野发掘的学者。在清华任教时的梁启超还担任着中国考古学会会长，而这个时候的李济正是一位血气方刚、朝气蓬勃、满身透着西方科学知识与理念的青年才俊，用他自己的话说，像“刚出笼的包子”，热气腾腾，许多想法与梁启超一拍即合，二人遂成为亦师亦友的莫逆之jiāo。
世间已无梁启超(2)
由于梁、李都极为重视田野考古发掘所取得的第一手材料，李济进入研究院后，在梁启超鼓励和毕士博支持下，开始着手让考古人类学这门新兴学科突破厚重的清华园围墙，把教研课堂搬到田野之间，从而催生了在中国考古史上具有里程碑性质和深远意义的山西考古之行。
1926年2月5日，李济与地质学家袁复礼同赴山西，沿汾河流域到晋南作考古调查。在此之前，袁氏曾跟随瑞典著名地质学家安特生调查发掘过闻名于世的仰韶文化遗址，积累了不少经验。此次李、袁二人到达晋南，发现了几处新石器时代彩陶遗址，取得了一些标本。在初步确定了几个可供发掘地点后，于3月底返回清华园。10月，经李济协调，清华国学研究院和美国弗利尔艺术馆共同组织，后者支出大部分经费，由李济、袁复礼主持，赴山西夏县西yīn村进行田野考古发掘。按照双方拟定的合同规定，发掘出土的古物永久留在中国，撰写的研究论文以中英两种文字分别在中美两国刊物上发表。--这是中国人自己主持的第一次正式的近代科学考古发掘尝试，也是李济在清华任教几年间所做成的唯一一次田野考古发掘，后来他虽然又外出过几次，皆因军阀混战而停止。对于此次发掘的意义和评价，许多年后，哈佛大学人类学系主任和著名考古学家、人类学家张光直说道：“这第一个中外考古合作计划所采取的立场是明确的：学术是天下之公器，中外合作是可以的，而且在当时条件下还是必需的，但古物是公有的，而且是国有的。李济先生的国际地位与国际眼光并没有使他在爱国、在维护国家权益上作任何的让步。这种眼光远大的爱国jīng神是李济先生一生从事学问从事事业的特色。”张氏所言大体不差，在当时的中国能做到这看似简单、实则不易的一点，的确是要有一番魄力和识见的。
对李济与弗利尔艺术馆达成的这项合作发掘事宜，梁启超极感兴趣，主动给予大力关怀与支持。他凭借自己的声名与庞大的人脉背景，曾两度写信给山西省土皇帝阎锡山，请其对这一新兴科学事业给予官方支持。为此，李济后来曾深情地回忆道：“梁启超教授是非常热心于田野考古的人，他主动地把我推荐给山西省模范省长阎锡山。”因为有了“阎老西”的撑腰和关照，使得当地官吏与土匪地痞等黑白人物，皆不敢对李济一行破坏和捣乱，田野考古发掘非常顺利。
当此之时，梁启超的次子梁思永正在大洋彼岸美国哈佛大学就读，主攻考古人类学专业。这一专业的选择来自于梁启超的jīng心策划与安排。具有博大学术眼光和qiáng烈民族主义情感的梁任公，眼望世界范围的考古学迅猛发展，而号称有五千年文明史的中国境内，从事考古工作的人都是以各种名义来华的外国学者，如瑞典人安特生(J.G.Andersson)、加拿大人步达生(DavidsonBlack)、美籍犹太人魏敦瑞(J.F.Weidenreich)、法国人德日进(PierreTeilharddeChardin)、日本人鸟居龙藏和水野清一等等。对这一现状暗怀不满、外加不服气的梁启超，很希望有中国人自己出面做这一工作。1926年秋，他在万国考古学会会长、瑞典皇太子前来中国访问的一次演讲中，曾对这门学问的前景满怀信心地指出：“以中国地方这样大，历史这样久，蕴藏的古物这样丰富，努力往下作去，一定能于全世界的考古学上，占极高的位置。”正是有了这样一种眼光和魄力，决心以学术薪火传家的“饮冰室主人”，在儿子思成、思永于清华学校毕业后，让长子思成与未婚妻林徽因一道，赴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学建筑(按：林到校后改学舞台设计等艺术专业)，次子思永入美国哈佛大学攻读考古专业。这一安排，皆是为了让当时不受中国学术界重视的冷僻专业，能够在中国大地生根、发芽、成长、壮大，“为中华民族在这一专业学问领域争一世界性名誉”。对于这一安排，梁启超在致子女的信中曾自豪地说道：“思成和思永同走一条路，将来互得联络观摩之益，真是最好没有了。”事实证明，他的这一目的达到了，梁思成与梁思永学成归国后，分别成为自己专业学科中领一代风骚的宗师。只是天不假年，梁启超没能亲眼看见这一天的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