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时候，王国维已跳湖自尽，梁启超的生命之灯即将熄灭，赵元任正张罗着出国讲学，李济的心思仍放在田野发掘和器物整理研究上，陈寅恪独木难撑，清华国学研究院已成大厦将倾之势。傅斯年趁此机会，凭着自己非凡的学界背景和人脉关系，迅速向陈寅恪、赵元任“二大”伸出了橄榄枝，对方很快做出回应，表示愿意接受傅氏聘请，分别出任史语所下设的历史组和语言组主任。
待搞定“二大”之后，像清华国学研究院成立之初，胡适没敢忽视王国维、梁启超这两座文化昆仑存在一样，心中窃喜的傅斯年，同样没敢忽视另一位讲师衔导师李济的存在。尽管傅、李二人同庚，都是盛极一时的“海guī”，但李济毕竟是“代表先进文化前进方向”，世界上最伟大的帝国--美利坚合众国的哈佛大学博士，且归国后开创了田野考古发掘的先河，声誉日隆，为中外学界所瞩目。鉴于这种现实，傅斯年以极大的热情与真诚邀请李济入伙史语所出任考古组主任。
李济经过与傅斯年jiāo谈，对傅的热情与抱负很是赞赏。从事新式的专职田野考古发掘工作，一直是李济的梦想与追求，现在有这样一个能实现梦想的地方，当然是件令人愉快的事。于是，李济决定辞去清华和弗利尔艺术馆的职位，加盟史语所并集中全力主持考古组工作。1929年6月底，仅开办4届的清华国学研究院宣告解体，残存的三位导师尽数归入傅斯年高举的大旗之下，中央研究院史语所也顺利完成了由本土学者向欧美派“海guī”转型的嬗变过程。
--这一年，傅斯年33岁，李济33岁，赵元任37岁，陈寅恪38岁。
1929年6月中旬，在傅斯年主持的所务会议上，正式决定全所分为历史、语言、考古三个组，通称一组、二组、三组。主持各组工作的分别是陈寅恪、赵元任、李济“三大主任”。后又增设第四组--人类学组，由留美的“海guī”吴定良博士担当主任。这一体制，直到史语所迁往台湾都未变更。
万事俱备，只欠东风，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就要大显身手了。当三个组的人员各就各位后，傅斯年以独特的学术眼光和非凡的识见，很快为第一组找到了紫禁城内阁大库档案以及西域出土汉简与敦煌材料的研究范围;为第三组划定了安阳与洛阳的田野调查。与此同时，二组的工作也在赵元任担纲下，相应地开展起来。未久，考古组进军安阳，通过对殷墟出土甲骨的调查以及小屯的田野考古发掘，轰然打开了殷商王朝湮没近四千年的历史之门，中国有文字可考的历史由此得以改写。②
1930年夏季，梁思永于哈佛大学获硕士学位归国，此时梁启超去世一年有余，清华国学研究院也已解体一年，梁思永举目四望，物是人非，恍如隔世，其伤感悲痛之情无以言表。正在北平的李济感念梁氏家族与自己的情谊，主动把梁思永介绍给傅斯年。从此，梁思永正式加入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考古组，与傅斯年、李济、董作宾等学界名流，开始了近20载jiāo往共事的人生旅程。
梁思永入所不久，丁文江从来华考察的法国传教士、古生物学家德日进神父处得到线索，中国东北中东铁路一线，有人发现黑龙江昂昂溪附近有个新石器时代遗址。线索传到蔡元培与傅斯年耳中，蔡、傅二人立即意识到这个遗址在历史和现实政治中的重要意义，遂萌生了派人前往调查的愿望。当时傅斯年正酝酿组织力量撰写《东北史纲》，其理由正如傅氏所言：“中国之有东北问题数十年矣。欧战以前，日俄角逐，而我为鱼肉。俄国革命以后，在北京成立《中俄协定》，俄事变一面目，而日人之侵bào愈张……日本人近以'满蒙在历史上非支那领土'一种妄说鼓chuī当世。此等'指鹿为马'之言，本不值一辨，然日人竟以此为其向东北侵略之一理由，则亦不得不辨。”站在国家、民族立场上，正准备与日本人就东北问题在学术上及社会影响等方面展开一搏的傅斯年，忽见“中国第一位考古专门学家”梁思永学成归国，并归属史语所大旗之下，心中大喜，立即电商蔡元培，欲抢在日本人全面发动侵华战争之前，派梁思永前去实地调查发掘，以地下出土实物书写历史，藉此堵住日本人煽惑众人的嘴巴，揭穿他们为占领中国领土而叫嚣“满蒙非支那领土”的谎言。
梁思永东北之行(2)
这年9月19日，梁思永根据傅斯年指令，打点行装离开北平向东北进发。尽管此时离“九一八”事变还有一年，但日本关东军已原形毕露，经常无事找事地挑起事端，为进一步侵占中国领土制造借口。梁思永抵达黑龙江省辖区后，顶着当地正在流行的鼠疫，冒着时断时续的战火，于28日与助手从容来到偏僻荒凉的昂昂溪五福遗址开始调查。这个时候的昂昂溪气温开始急剧下降，天气已如关内的冬天。梁思永一行到达后，顶着寒风，对一、二、三、四号沙冈进行巡视，很快发现了古代遗物和遗址。梁思永与助手携带发掘工具，于次日对几个沙冈进行考古发掘，每次都必须脱掉鞋袜，裤角卷到大腿根部，光着脚趟着冰凉的积水往返于乡村驻地与遗址之间。继9月30日在第三沙冈挖出一个墓葬并清理后，梁思永与助手又在各沙冈开探坑，寻找遗址和墓葬线索。梁氏本人在五福遗址水淀里亲自发掘了四处沙岗与一座墓xué，发现了300多件石、骨、陶器。10月3日，因突降大雪，天寒地冻无法开工，发掘工作只好暂停。
梁思永将发掘器物作了初步整理、研究，部分jiāo与当地政府保存，取道热河回北平，以便沿途考察其他地方的史前遗址。10月21日，梁思永由通辽出发，经过开鲁、天山、林东、林西、经棚、赤峰、围场，抵达热河，历时38天，跋涉上千里。其中在天山发现查不gān庙遗址，在林西发现林西、双井与陈家营子等遗址，在赤峰城东北发现赤峰遗址，并于塞外5处新石器时代遗址采集了大量陶片、石器等文物标本。梁思永以一个经过严格科学训练的考古学家的眼光，对沿途地理环境作了考察，于11月27日回到北平。
经过对热河与东北三省发掘材料对比研究，梁思永根据共同出土打制石器及印文陶(至少在热河)的特点，把西辽河以北之热河同松花江以北之东三省划为一区，(广义的)辽河流域为一区(其特点是盛出磨制石器)，进行了条理清晰的文化区系划分。随着对黑、热二地史前文化材料进行鉴别和比较，初步得出了“昂昂溪的新石器文化不过是蒙古热河的新石器文化的东支而已”的结论。1932年10月，梁思永在《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四本第一分册，发表了长达44页近7万字、插图和写生达36版的大型考古发掘报告《昂昂溪史前遗址》。此次科学考古发掘和研究报告的问世，为嫩江流域古代文化的研究奠定了理论基础和科学依据。在对这一地区的石器研究中，梁思永就热河，特别是查不gān庙和林西、赤峰等一带采集到的细石器(当时称为幺石器)、石核制器、陶片等概念和分类标准，进行了创新性的时代划分，为后来的研究工作树立了科学典范。从此，松嫩平原嫩江中下游沿岸，广泛分布的以细小压琢石器为主的原始文化类型，被称作“昂昂溪文化”，这一文化类型在中国乃至世界古代史上占有重要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