差不多就在这个时候，傅斯年通过对昆明社会各阶层思想现状分析，清醒地意识到民族矛盾是一个极为重要和敏感的问题，从团结的大局出发，针对顾颉刚在《益世报》上创办的那个《边疆》周刊以及登载的文章，毫不客气地给予批驳。傅在致顾颉刚的信中曾这样说道：
吴文藻与费孝通“西南自立”(3)
有两名词，在此地用之，宜必谨慎。其一为“边疆”。夫“边人”自昔为贱称，“边地”自古为“不开化”之异名;此等感觉云南读书人非未有也，特云南人不若川粤人之易于发作耳。其次即所谓“民族”。犹忆五六年前敝所刊行凌纯声先生之赫哲族研究时，弟力主不用“赫哲民族”一名词。当时所以有此感觉者，以“民族”一词之界说，原具于《民族主义》一书中，此书在今日有法律上之效力，而政府机关之刊物，尤不应与之相违也。今来西南，尤感觉此事政治上之重要性。夫云南人既自曰：“只有一个中国民族”，深不愿为之探本追源;吾辈羁旅在此，又何必巧立各种民族之名目乎!今日本人在暹罗宣传桂滇为泰族Thai故居，而鼓动其收复失地。英国人又在缅甸拉拢国界内之土司，近更收纳华工，广事传教。即迤西之佛教，亦自有其立国之邪说。则吾辈正当曰“中华民族是一个”耳，此间情形，颇有隐忧。迤西尤甚。但当严禁汉人侵夺蕃夷，并使之加速汉化，并制止一切非汉字之文字之推行，务于短期中贯彻其汉族之意识，斯为正途。如巧立名目以招分化之实，似非学人爱国之忠也。
针对这一论点，傅斯年正告顾氏：要尽力发挥“中华民族是一个”之大义，证明夷汉之为一家，并以历史为证：“即如我辈，在北人谁敢保证其无胡人血统，在南人谁敢保证其无百粤苗黎血统，今日之云南，实即千百年前之江南巴蜀耳。此非曲学也。”又说：“日前友人见上期边疆中有名gān城者，发论云：'汉人殖民云南，是一部用鲜血来写的争斗史。在今日，边地夷民，仍时有叛乱情事。'所谓鲜血史，如此人稍知史事，当知其妄也。友人实不胜骇怪，弟甚愿兄之俯顺卑见，于国家实有利也。”
傅斯年与顾颉刚原是北大同窗好友，此前在广州创办中央研究院史语所时产生矛盾，进而割袍断义，想不到十几年后二人又在昆明相遇。为民族大义计，顾颉刚接信后，听从了傅斯年的劝说，即作《中华民族是一个》发表于周刊。顾氏如此做法，当然不是屈服于傅斯年的压力，而是一种外力警醒下的自觉。当时中国云南的政治情形正如本地出身的学者楚图南在后来回忆中所言：除蒋介石的“中央”与云南省掌门人龙云的“地方”之间控制与反控制的矛盾之外，在文化教育界，已经产生了“本省人和外省人，云大与联大之间的隔阂”，以及“高级知识分子之间如留美派、留欧派、洋教授和土教授等门户之见”。正是鉴于这一错综复杂的局面，顾颉刚才在文中主张：“中国没有许多民族，只有三种文化集团--汉文化集团、回文化集团、藏文化集团。中国各民族经过了数千年的演进，早已没有纯粹血统的民族。尤其是'汉族'这名词，就很不通，因为这是四方的异族混合组成的，根本没有这一族”云云。
后来顾颉刚在《自传》中回忆：文章发表后，“听人说各地报纸转载的极多，又听说云南省主席龙云看了大以为然，因为他是夷族人，心理上总有'非汉族'的感觉，现在我说汉人本无此族，汉人里不少夷族的成分，解去了这一个症结，就觉得舒畅多了”。顾文的刊发，令当地土著和省主席龙云等甚感满意舒畅，傅斯年当然也乐意看到这一结果，写信谓顾氏深明国家民族大义并加以赞扬。为此，二人的心又拉近了一步。当时在西南联大任教的陈寅恪也同意傅、顾的观点，认为外来的知识分子不要乱说一些夷汉籍贯之事。云南史学家方国瑜请陈寅恪以及顾颉刚、姚从吾、向达、方豪等学术界名流吃饭。席间，方豪问方国瑜，云南的方姓是从哪里迁来的。方国瑜答：“我桐城方氏的后裔。”饭后，顾颉刚告诉方豪：“方国瑜是么些人(按：云南少数民族称呼)，说是桐城方氏后裔，只是面子好看些。”陈寅恪提醒方豪：“我们万不可揭穿他，唐代许多胡人后裔，也用汉姓，也自道汉姓始祖何处。”就在学术界以抗战团结为重，尽量避谈夷汉民族之别，并对傅、顾的学术观点群声叫好之时，却惹恼了另一个山头的派系，为首者乃吴文藻，马前卒乃吴的弟子费孝通。
吴文藻是属于中英庚款基金会派往云南大学的，因而吴氏挟庚款之声威，与费孝通辈联合一gān人等，在昆明搞起了一个号称“民族学会”的山头，有声有色地闹将起来。众所周知，以傅斯年为首的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本来就有一个声望颇大的民族人类学组，其人员由大字号“海guī”吴定良、凌纯声以及著名学者芮逸夫等人构成，这个组至抗战爆发时，几乎走遍中国大部分地区，特别对东北与西南地区少数民族有广泛的调查研究，并动用了当时世界最先进的摄影机进行实际考察拍摄。这就是说，此组无论是人员还是装备都在全国独树一帜，没有任何一个同类团体和个人可以匹敌。--在这样的背景下，吴文藻、费孝通借抗战之机欲在云南边陲自立山头，自然被傅斯年及其同人看作是对史语所甚至整个中央研究院的挑战，二者的斗争也就不可避免了。
“进军西北”之梦(1)
“进军西北”之梦
傅斯年本来就对由美帝国主义捐款支撑和供养的燕京大学及其师生颇为鄙视，如今又眼看吴、费之辈高举大旗，对自己所属的阵营来了一个先发制人式的打击--公开在报上驳斥傅、顾之说，宣称“中华民族不是一个”。傅斯年怒火攻心，立即意识到吴、费等人言论，将在云南发生极其不良的社会影响，弄不好会产生新的乱子，引起复杂的民族仇恨和纠纷，必须立即想法截断这股歪风浊流。傅斯年联合一切可以联合的力量，开始向吴、费联盟反击，很快便有了顾颉刚与傅斯年关于“中华民族是一个的”主题系列论文陆续发表。傅、顾二氏兵锋所指，一目了然。吴文藻见傅、顾集团挥刀弄枪地向自己砍来，颇不服气，认为顾、傅联盟构筑的理论堡垒乃牧竖之妄语，必须以“替天行道”的豪气与正气，坚决打击。吴文藻亲自坐镇指挥，遣费孝通为大将，高擎“民族学会”的大旗，呼喊着“为学问而学问”与“学问不为政治服务”等等一连串口号，率领部分jīng兵qiáng将杀出山门，欲扫dàng顾、傅联盟。面对来势汹汹的对方，傅斯年挥舞令旗，急速从西南联大、北大文科研究所、中央研究院史语所等阵营调兵遣将迎战。因吴氏敢于较劲的底气来自有美金英镑支撑的中英庚款董事会，而该会董事长是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部长朱家骅兼任，总gān事为杭立武，傅斯年便采取釜底抽薪的狠招，立即密函朱家骅、杭立武二位钱权在握的掌门人，揭露吴、费之谬说，痛陈其妄为，历数其思想观点之荒唐，成事不足、败事有余之危害，条列乱党扰国之举动，要求朱、杭二人紧急将吴文藻调往他处，以免破坏民族团结，发生不测之事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