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与儒家_阎韬【完结】(13)

2019-03-10  作者|标签:阎韬

  荀子也很重视乐。他说乐〔yue月〕也就是乐〔le勒〕,人的快乐要表现在声音和形体动作上,形成歌舞,这就是乐。乐可以是邪辟的,也可以是善良的,全在如何引导。圣人对乐加以规范,使其内容健康,这种乐能深深地打动人心,可以引导人们向善,可以移风易俗。“先王导之以礼乐而民和睦”(《荀子·乐论》),在荀子看来,乐与礼一样具有教化的作用。

  荀子qiáng调礼义和分,决不是要对下进行严厉统治,像法家那样。他主张对人民实行德政,给以实惠,“选贤良,举笃敬,兴孝弟,收孤寡,补贫穷,如是则庶人安政矣。”(《荀子·王制》)一个政权能否稳固,全在民众是否安政。“庶人安政,然后君子安位。传曰:‘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此之谓也。”(《荀子·王制》)经荀子阐发的君舟民水,载舟覆舟的道理,受到历代大思想家和大政治家的重视。

  另一方面,他与孟子的仁政思想也有不同。孟子企图仅仅依靠仁政统一天下,荀子则认为在各诸侯国都武装到牙齿的情况下,光有仁政是不够的,要想维持生存,进而统一天下,必须实行耕战政策,加qiáng国家实力。拿兵来说,孟子qiáng调仁义而排斥兵,法家qiáng调兵而排斥仁义。荀子认为这二者是可以结合在一起的,因而提出“仁义之兵”的思想。他提出,仁者是爱人的,所以反对危害人民的bào行,义者是守理的,所以反对伤天害理的勾当。仁义之人用兵不是为了争夺,相反是为了禁bào除害。“故仁人之兵,所存者神,所过者化,若时雨之降,莫不说喜。是以尧伐驩〔huan欢〕兜,舜伐有苗,禹伐共工,汤伐有夏,文王伐崇,武王伐纣,此四帝两王,皆以仁义之兵行于天下也。故近者亲其善,远方慕其德,兵不血刃,远迩来服,德盛于此,施及四极。”(《荀子·议兵》)他这里实际是区别了正义之师与非正义之师,正义战争与非正义战争。他正确地指出,不要仁义只要武力,是不能成功的;但是只要仁义不要武力也是不能成功的。仁义、公正要在世界上实现,不能光靠说教,还必须有实力包括军事实力做后盾。孟子不懂这点,否定一切武力,所以被目为迂阔,其说不得实行。荀子提供了仁义礼乐同兴,文治武功并举,非常成熟而且行之有效的政治理论。所以荀子思想既不同于法家的刻薄寡恩,也不同于孟子的轻视军事力量,而是仁礼结合、宽严适中的政治理论。他的学生韩非、李斯片面发展了他的理论,提出了专靠严刑峻法实行统治的法家思想,这种思想帮助秦始皇迅速统一了中国,但也因鼓励bào政,使秦二世而亡。

  荀子礼治思想的根据是他的性恶论。什么是性?他说:“凡性者,天之就也,不可学,不可事。”(《荀子·性恶》)这种天生的不学而能的性,有好利的特点,发展下去必然产生争夺;有憎厌的特点,发展下去必然残害他人;有耳目之欲,发展下去就会产生yín乱。所以说“人之性恶”(《荀子·性恶》)。因此,为了使人为善,必须用外力加以矫正;而能使人性改变的力量,是师法、礼义。“今人之性恶,必将待师法然后正,得礼义然后治。”“古者圣王以人之性恶,以为偏险而不正,悖乱而不治,是以为之起礼义,制法度,以矫饰人之情性而正之,以扰化人之情性而导之也,使皆出于治,合于道者也。”(《荀子·性恶》)所以礼义并不是人性中本来固有的,而是“人之所学而能,所事而成者也”(《荀子·性恶》),凡“可学而能,可事而成之在人者,谓之伪”(《荀子·性恶》),因此他说“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荀子·性恶》)。伪是人为的意思。从善是社会培养、教育的结果这点看,荀说优于孟说,但荀子把人性看作本恶,仍然是一种抽象的人性论。被他当作性恶根据的都是人的自然属性,本无所谓善恶。真正的人性是具有这些自然属性的人,通过社会生活的熏陶、培养,通过自己的社会实践形成的社会属性。因此,荀子所谓“伪”的,倒真的近乎人性。

  荀子还提出了不同于孔孟的天道观。他认为天没有任何神秘的意义,它就是我们赖以生存的自然界。“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应之以治则吉,应之以乱则凶。”(《荀子·天论》)大自然运行有其常规,不因为有明君才存在,也不因有bào君就不存在。能正确对待自然规律就得吉利,否则即遭凶险。自然界的一些奇特现象,是天地yīn阳万物变化的罕见者,并没有什么神秘的意味。“怪之,可以;而畏之,非也。”(《荀子·天论》)他特别qiáng调,对于自然不应该仅仅是企盼、歌颂,而应该用实际行动控制它,让它为人类服务。他说:“大天而思之,孰与物畜而制之?从天而颂之,孰与制天命而用之?”(《荀子·天论》)凡此种种,都表现了新兴地主阶级朝气蓬勃的战斗jīng神,表现了人类战胜自然取得生存和发展权利的自豪感。

  荀子对于自然和社会都有jīng辟的见解,他在认识世界的同时,对人的认识也进行了认真的考察。他将认识的主体与客体进行了清楚的区分,认为能开展认识活动的是人的性,而所认识的对象是物之理。人之性能够认识物理,物理可以被人认识。对于他来说,世界的可知性是没有疑义的。一方面,他肯定认识的无限性,知识积累的无限性。他的一句名言是:“学不可以已。青,取之于蓝而青于蓝,冰,水为之而寒于水……君子博学而日参省乎己,则智明而行无过矣。”(《荀子·劝学》)这就是说,持续地进行知识积累就会进入高一级的境界。君子应该不断学习,掌握丰富的知识,并且以自己的经验心智加以考察,这样就可以使自己更加聪明并且不犯错误。但是另一方面,他并不主张将jīng力消耗在自然知识的追逐上。物理是无穷的,人如果去研究它,那就永远没有尽头。所以他说学习实际上是学如何停止学习。人应该停止在什么地方呢?应该停在“至足”上。在这方面,圣王也是我们的榜样,圣能尽人伦,王能尽礼制。到了能尽伦尽制的地步,认识便完成了自己的使命,可以停止了。希腊的哲人对于自然之理有极大的兴趣,而儒家的圣贤们包括荀子这样的大学问家在内,都缺乏研究自然科学的热情。这是中西明显的不同之处。

  荀子认为知识有许多层次,其中有感性的,有理性的,有实践的,一层比一层高。光有闻见而无心知那就会产生谬妄,光有心知而不去实践,那就会出现困惑。不但能坐谈道理而且能起而实行,那才是对于事物有了真正的认识。所以他说:“不闻不若闻之,闻之不若见之,见之不若知之,知之不若行之。学至行之而止矣。”(《荀子·儒效》)

  孟荀两派对儒学的发展都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但因两派qiáng调的重点不同,它们的历史命运也不同。孟子学说迂阔,不能适应战国时代的历史条件,所以未受信用,但是在汉代特别是宋代以后,他的性善说、心性观与当时的理论思维十分合拍,因而备受重视。荀子学说启迪了后期法家的思想,它的许多观点为后者吸收,应该说它在秦统一六国的过程中起了作用。后来的统治者不行仁义但标榜仁义,刻薄寡恩却硬要与法家划清界限,于是荀子就成了他们打击排斥的对象,这当然是很不公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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