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与儒家_阎韬【完结】(19)

2019-03-10  作者|标签:阎韬

  张载认为,气有聚散两种状态,气之散是它的本来状态,那就是太虚,气之聚是它的暂时形态,那就是天地万物。气聚而为万物,万物散而为太虚,这便是气的永恒运动。气为什么能运动变化呢?他用yīn阳矛盾对立来解释。气分为yīn阳两体,由于一分为二,所以它能变化,又由于合二而一,所以它神妙莫测。张载还用他的气本体论批评了佛、道的错误,特别指出佛家把天地万物归结为人心的作用,甚至归结为“见病”(视觉差错),是完全悖理的。张载的唯物主义和辩证法思想,在哲学史上有突出地位,但他是一位理学家,目的是为儒家伦理确立本体论的依据。理学家、心学家直接把儒家伦理设定为天理,为本心,简易直捷;张载以气为本体,由气到仁义礼智须要有中介。这个中介就是气的超越性。他指出,气虽然是万物本体,但气的本然状态——太虚,与具体事物之间有着原则的不同。太虚就是人们所说的天。太虚之气是极清的,因而是神妙的;形成万物之后,其气重浊,窒碍不通。这种自然的差别使天与地及万物截然不同,“地,物也;天,神也;物无逾神之理”(《正蒙·参两》)。“万物形色,神之糟粕”(《正蒙·太和》)。在这个基础上,张载又赋予天以伦理性,如天生物有先后顺序(天序),物生之后有大小高下的差异与和谐的秩序(天秩),儒家君臣父子的常规,尊卑上下的礼数就是对天序天秩认识的结果。他还指出,天不言而信,是因为它有诚的本性;天生成万物,是因为它有仁的本性。这样,儒家伦理道德的重要原则,完全在太虚——天那里找到了根据,因此遵守儒家道德规范就有了不寻常的意义,使人像天,与天合一,得到超越。

  张载的人性论对理学的发展起了重要作用。他认为,人既有来自太虚的天命之性,也有来自本身形体的气质之性。天命之性对于任何人都是一样的,即诚、仁、义、礼、智、信等,但气质有清浊厚薄的不同,使人有智愚及贫富贵贱之别。他要求君子不以气质之性为性,而要尽力恢复天命之性,也就是进行道德修养。他把性分为天命、气质两种,用前者说明人性善,用后者说明现实道德水平及遭遇的差别,是孟子以来性善论的重大发展。朱熹极力称赞这个理论“极有功于圣门,有补于后学”(《朱子语类》卷四)。

  在认识论与修养论方面,张载提出人的知识有两种,其一是天德良知,其一是闻见之知。前者是对太虚、仁义等哲学与伦理学问题的神秘直观;后者是对具体事物的感性认识。他肯定天德良知不是从闻见中来,而是从修养中得来,但是也不否认闻见对于产生天德良知有一定启发作用。人的认识与修养有一个从渐修到顿悟的过程。这些观点对后来的理学家有所启迪。虽然张载对理学的建立有很大贡献,但由于他没有突出天理,关于气的自然哲学又讲得比较多,受到程朱的批评,在理学中的地位比不上程氏兄弟及周敦颐。

  理学的正宗与主流是程颢(公元1032—1085年)、程颐(公元1033—1107年)兄弟开创的学说(人称洛学)。二程是河南(今洛阳)人,出身官宦人家,与司马光、富弼等人相友善,反对王安石的新政,为此他们在变法时期受到打击,在后来的反复当中又遭折腾,政治上相当坎坷。他们年轻时曾经师从理学开山周敦颐,从事理学的研究和讲学之后,又与张载、邵雍相互切磋。优越的学术环境,加上本人的聪颖与努力,使他们在理论上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

  二程理论体系中最重要的概念是理或天理,他们着力阐发的就是天理论。世界上有气有理,气就是yīn阳,yīn阳的推移消长,形成世界万物的运动变化,生生灭灭。但是气之所以能够如此,是因为在它之中有一个理起支配作用。理总是与气结合在一起,气是有形的,是形而下的东西,理是无形的,是形而上的东西。理是气的所以然,是气的根据。程颐说,“所以yīn阳者是道也”(《河南程氏遗书》卷十五)。所以yīn阳者即是使yīn阳成为yīn阳的那个东西,程颐认为那是道,道就是理。万事万物各有其理,这些理是不是毫无关系呢?不是,二程指出,“万理出于一理”,(同上书卷十八)也就是说有一个最根本的理,由它生出万理。所以,归根结底,“天下只有一个理”(同上),这个理就是儒家伦理的根本jīng神,被当作天地万物本体的仁义礼智。天理是理学王冠上的宝石,天理论的提出标志着理学建构的基本完成。在天理论基础上,二程提出人性论和格物致知论。后来朱熹以二程特别是程颐的理论为骨gān,结合其他理学前辈的学说,创造了集大成的朱子学。二程的学说将结合朱熹的理论继续阐发。

  二程的哲学思想基本是一致的,但也略有不同。程颐严格区分形上形下,心属形下,与理分属两个不同层次。朱熹继承发挥了这个思想,提出性是理而心不是理,必须将心性区别开来的思想。程颢比较看重心的作用,也不大区分形上形下,这些观点受到陆九渊(号象山)和王守仁(号阳明)的赞扬,成为陆王心学的重要思想资源。

  理学最重要的代表人物是朱熹(公元1130—1200年)。从北宋开始,中国封建社会进入后期发展阶段。朱熹生活的南宋,外有金人、蒙古人的压迫,内有深刻的社会危机。在他看来,只有重建儒家思想的权威,才能整饬人心,维系南宋王朝的存在。他依照程颐所开辟的理本论的道路前进,也就是把儒家道德规范上升为天理,确认天理作为万事万物本体的地位,规定天理是万物的规律,是人的价值目标。教导人们去人欲、存天理,修养道德,成为圣贤。朱熹关于理气的学说认为,世界上有理有气,理气结合,形成万物,理是生成事物的根本,气是生成事物的材料,理构成事物的本性,气构成事物的形体。理的总体就是太极,太极之理存在于每个人每件事物上,所以人人具一太极,物物具一太极,太极就是人物之性。那么太极之性究竟是什么呢?他说:“性是太极浑然之体,本不可以名字言,但其中含具万理,而纲领之大者有四,故命之曰仁义礼智。”(《朱文公文集·答陈器之》)对于三纲五常(仁、义、礼、智、信)的论证来说,王弼的本体论胜过董仲舒的神学目的论,而朱熹的以理为本又大大胜过王弼的以无为本。但是,既然宇宙只有一个太极之理,怎样解释世界的复杂性——事物之品类万殊、人间的尊卑贵贱呢?朱熹利用二程“理一分殊”说给以解释。所谓分殊指气由于偏全清浊厚薄等不同状况形成的分位的差别,如得气之偏者为物,得气之全者为人,在人之中得气之清者为圣智,得浊者为下愚,得厚者富贵,得薄者贫贱,等等。理虽然只有一个,但是它在不同分位的气中所能显露出的方面则有很大差异。这就巧妙地为万物之间的差异,主要是人间的差异找到了说明。

  朱熹的心性论比较全面地解决主体(心)与作为人性的天理之间的关系问题,指示了成圣即培养理想人格之路。他赞成张载“心统性情”(《朱子语类》卷五)的观点,就是说心包括性和情两个方面,性是体,情是用,如果心使情从性(天理)上发出来,这心就是道心,这情就是善的。如果心使情从形气上发出来,这心就是人心,这情就不一定是善的。如果人心膨胀,情欲增多,乃至泯灭了道心,就成为恶。这就是说,人既有为善的根据(人性是理,是善),也有为恶的可能(人有形体,有各种物质要求),而人心是能动的,人究竟为善为恶全在人心的选择、决断。所以朱熹认为,要使人为善成圣,必须使道心为主宰而人心听命,“革尽人欲,复尽天理”(《朱子语类》卷十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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