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这一类话的时候，中欣的父亲常常是一脸的木然。然后起身独自离去。
每当这时，就有人说，老爷子又不高兴了，以后别当着他说这些了。可是下次，说着说着，又不知道什么地方会戳痛了老爷子的心。
有时候，老爷子也想加入子女的聊天。这一点，中欣早就感觉出来了。可是老爷子总是刚想说什么，又咽了回去。许多年来，他和儿女们只说一套语言。如今这么一把年纪了，想换换还真难。
和孙子辈们就更说不上什么了，他们说乔丹，说盖茨，说美国大片，说世界杯欧洲杯南美解放者杯，说名牌鞋，说摇滚说美国乡村音乐，叽哩哇啦的洋名一串一串听都听不过来。他们不再听老人讲的古老故事。有一次，电视里面在放一部老影片，一个小战士正在向连长表决心。听着那不太标准的带着浓重东北口音的普通话，他们一起哄笑了起来。而这类豪言壮语，中欣他们小时候每次都听得都热血沸腾，泪光闪闪。看完电影回来，还要写日记写感想。现在的孩子们却在天真无忌地嘲笑着老人的历史。
大家的这些不敬之言让老人又恍惚又尴尬，中欣甚至觉得大家有点故意，仿佛是要对老人多年来至高无尚的权威进行挑战和报复，有意拿老人的神圣来开玩笑，心里渐渐地不安起来。
今年，大家像商量过一样，只要老爷子在场，都不再说那些让他难堪的话，只是聊一些很琐碎很日常的事，屋子啦，家俱啦，收入啦，身体啦，孩子的学业和前途啦。更多的时候，大家是一起回忆童年。从电视里的一首歌，到桌上的一粒饭。从家里的一个旧物件，到一句都能心领神会的话语。这一切，都能扯出一串一串的昔日生活。老爷子每到这会儿便会表情很丰富地听着。偶尔眼睛红了，便装作吃零食上厕所或平白无故地喊叫一声哪个孩子，以遮掩一下。
在中欣家几个孩子拿父辈的神圣开玩笑的时候，可可家的兄弟姐妹们也开始了对父亲的追问。
八十年代以后，可可父亲的一些海外亲友故旧部下学生陆陆续续回大陆来了。他们有的在台湾做了高官，有的在香港成了富商，有的在欧美谋得了一个很体面的职业。连最不济的，也过着比大陆富裕安逸得多的生活。特别是他们的下一代，都跟可可他们差不多的年纪，但早已是一些欧美名牌大学的硕士博士，去过世界上任何他们想去的地方，有一份收入很可观的工作。而洋房小车一类，对他们来说，几乎应该是与生俱来的。他们中的有些人说，上中学时，他们就有自己的车了。而当时可可家还有几个孩子一起挤在父母亲那套六十多平方的房子里，最小的弟弟连个正式工作都没有……从那些海外亲友与父亲的谈话中他们得知，父亲当时也是可以走的，因为父亲和空军的关系，父亲甚至可以将全部家眷带走。但父亲却留了下来。孩子们不无责怪地问，你为什么不走?可可记得父亲沉思了很久，说，我要说了，你们又会说我被共产 党洗了脑。我可以很认真地说，那个时候，共产 党不喜欢国民党，许多知识分子也不喜欢国民党。这就是为什么有那么多人留了下来。一是离不开家乡，二是希望等待一个更好的社会。我们那时候已经很关注共 产党的主张了，我们也读共产 党的报纸，读毛泽东的《论联合政府》，《新民主主义论》，我们赞同他们的民主自由理论，觉得他们比国民党的专制独裁要好，比国民党的贪污腐败要好。
孩子们又问，你现在后不后悔?
父亲说，也后悔过。后来想，后悔做什么?是你自己选择的，你想做一个有操守的人，你付出了代价，这就是得失相当。你们想，那个时候，一个飞机座位是要十几根金条来换的。我们全家老老少少上十个座位，一百多根金条我都不后悔，还有什么值得后悔呢?要说后悔，我倒是很替共产 党后悔，让那么多真心实意想为国效劳的人伤了心。
据那些海外亲友说，可可的父亲不但自己留了下来，还将许多宝贵的测绘资料也留了下来。那些资料为新中国的建设赢得了时间，也节省了大量的资金。为此他还冒了很大的风险。
在可可的印象中，父亲和岳父在他们极其不同的人生轨迹中，有两段时间是很相似的。一是五十年代中期，他们都沉浸在一种建设的热情中，他们从不同的方向走来，走到同一个舞台上。父亲在结束了战乱，脱离了一个他厌恶的政府之后，希望用他的知识，专心专意为国家作一些工作。岳父则是以一个胜利者的身份，脱下战袍，拂去硝烟，大刀阔斧地建设自己打下的这一片江山。可可至今还记得，1956年的一天，父亲回家时的那种兴奋之情，他连说话的音调都变了。父亲说他见到毛主席了，毛主席到了武汉，召集知识分子开了一个会，说要掀起一个建设祖国的新高cháo了，说中国的知识分子要大有用武之地了……另一段时间是文革，这两个完全不同的人都在挨斗，都在认罪，都在痛骂自己。一个说自己是国民党的残渣余孽，是劳动人民的罪人。一个说自己是叛徒工贼内jian的应声虫马前卒，是反革命修正主义在党内的代理人是反对毛主席的罪人……当他在岳父家看到那一摞摞与父亲曾写过的一模一样的检查时，心底涌出了一种莫名的荒诞感。
全家到齐是腊月二十九，东胜一家乘飞机从美国东部飞回来。他们chūn节不放假，花了很大的功夫才双双向老板要了几天时间。回到家里，已是下午了。
给老爷子办的祝寿宴和年夜饭就放在一起了。开始之前，各家将给老爷子的寿礼一一拿了出来--这是大伙预先约定好了的。尚未摆放酒菜的大饭桌上，一瞬间花花绿绿堆起了一座小山来。有食品，有补品，有服装，有祝寿的工艺品，有十二波段的全频道收音机，有助听器，还有各家给老爷子封的红包。东胜家给的是美元， 888元，东胜说，这叫“爸爸发”。西平不知道从哪里弄来一柄多功能拐杖，能报警，能放电自卫，能听收音机，能装急救药品，还可以在人倒地之后，反复地告诉路人电话号码。西平当时就把电话号码设定好，然后拄了拐杖，歪歪斜斜走几步，装作发病似地往沙发上一倒，顺手扔下拐杖。那拐杖立刻就发出汽车报警器一样的蜂鸣声，紧接着一个女人的声音叫道：请帮我拨打电话xxxxxxxx请帮我拨打电话xxxxxxxx……周而复始。西平爬起来说，一直叫到有人来救您。
老人说，你咒我死呢。
那一刻，老人的脸上充盈着一种令人感动的幸福光彩。
在这一切进行着的时候，有一架照相机和两台家用摄像机在各个不同的角度忙碌着，似乎在记录某种最后的时刻。
晚饭是好些人共同完成的。偌大一个厨房里挤满了人，这个喊：葱，葱啊--那个叫：盐，盐在哪?刀--盆--碗--乱成一团。北定被各种喊叫弄晕了头，大声说：你们都出去--在这儿给我添乱!我一个人比你们加起来还gān得好些。大家都不出去，反倒把老爷子也吸引来了。一大帮子人就挤在厨房里，一边瞎忙活，一边说笑着儿时的轶事。那一刻，老人重新看见了自己的孩子们，尽管他们都已五十上下了。放在旧社会，也是可以做老太爷的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