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欣一边收拾láng藉的屋子，一边给公公放好了洗澡水。
可可对父亲说，洗吧。刚才，中欣的爸爸来电话，叫我们chūn节回去。
父亲说，回去吧，你们几年没回去过chūn节了。
可可说，中欣的爸爸做八十大寿。
父亲说，是八十了，他比我小五岁。
可可说，我让大弟回来，chūn节好在家里张罗。
父亲说，回不回来都行，我可以回学校去。
可可的父亲在学校有一套房，他们搬出来之后，那套房就给小弟了。多年来，小弟都挤在丈母娘家。父亲那套三室一厅，算是对他的补偿。这个杨家老幺没念成什么书，也没个好工作。
可可说，中欣的爸爸问你好，要你注意身体。
父亲说，你们回去也问他好，要他也保重身体。
一对从未谋面的老亲家，一对从未有过任何冲突但坚守了半个世纪的敌手，在新世纪到来之时，通过子女之口，完成了一次艰难的，但却令人感动的对话。
父亲从浴室出来的时候，对中欣说，给你父亲带一些洪山菜苔和沙湖莲藕。在外面，最想吃家乡菜。
可可说，还早呢，还有一个多月呢。
父亲说，那一年在重庆。有次朋友请去吃饭，主菜就是一小盘洪山菜苔。一闻到那气味，都想掉泪了。
父亲说时，眼里已有了几星泪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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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转钟时分，有过一阵子全城的鞭pào齐鸣，仿佛是一次虚拟的起义。开始是东一串子，西一串子，远远近近试探着呼应着，接着，声势越来越大，铺天盖地地汇响成一片，还夹杂着礼花的啸叫和大麻雷子的炸响。可可家的这一片新楼更是炸得天翻地覆，仿佛把不久前乔迁新居憋着的劲都拿出来放了。在家里关上窗户也听不见人说话。激越了几十分钟，终于又沉寂下来，夜色依然只剩下寒冷和灰暗。偶尔三两声零星的余响，倒更添了许多寂寥。
一个世纪就这样很尴尬地结束了。
很久很久以前，可可曾相信，有一个世纪，会梦幻般地到来--那是班主任老师，少先队辅导员和教科书美丽地讲过许多次的。那时还有一本很著名的课外读物，叫《科学家幻想21世纪》，那本书成为无数祖国花朵们的童话。他们像相信一切童话一样相信那一个最激动人心的童话。
后来，可可长大了，经历过许多颠簸起伏之后，可可又曾相信，还有一个世纪，会崭新地到来，它不再是童话，但那是一个可以遥望的现实--现在，新世纪来了，现实却是另一种模样。科学家没有想到，他也没有想到。
可可想，岳父的世纪也是这样无声无息地结束了。那曾是他们那一批人的世纪，在雪山，在草地，在huáng土坡上挖出来的窑dòng里，还有那一次次生生死死的战斗中，那个新的世纪，该是他们心中永远的旗!如今，岳父那一批人，绝大多数已死去。剩下的带着伤残，带着各种各样的弹片在各种各样的gān休所或山乡的农居里度着寂寞又闲适的生活。他们中的许多人又回到了他们的早年时期--在院子里种点大蒜小葱或茄子辣椒之类的蔬菜，饲jī养鸭，在院落和院落之间的甬道上蹒跚着散步，碰见另一个也很蹒跚的人，远远地骂一声，老家伙，吃的啥?还没死啊--他们和今天的世界已相隔很远，就像当年在山乡之一隅。
可可的岳父是一个老红军，一个货真价实的老红军，爬过雪山，过过草地--准确地说，爬过两次雪山，过了三次草地。中欣他们小时候曾问过他，为什么要来来回回地跑?父亲说，锻炼革命意志。直到后来，他们才知道父亲那一支部队走了错误路线。像许多文章中说的那样，可可的岳父枪林弹雨，九死一生，浑身上下都是伤疤。在可可少年时，红军是一个完全审美化艺术化了的符号，是话剧《万水千山》，是电影《党的女儿》《金沙江畔》，是大合唱《长征组歌》，是课本中的《七根火柴》，《党费》，《翻越夹金山》，是许许多多的油画和雕塑……那曾是一种美得圣洁的光，在星空照耀。后来，可可知道了自己的父亲曾是另一个阵营中的人，是被红军们击溃并斥之为万恶的反动派营垒中的人之后，那美得圣洁的光中又时时透出来一股肃杀之气。再后来，许许多多的大字报小字报标语传单批斗会上的呼喊与控诉，让岳父这一代人一个个变成了叛徒，内jian，变成了临阵脱逃，贪污军饷，玩弄女人，抛弃发妻，为加薪晋级痛哭流涕者;变成与苏修勾结，向资本家献媚，欺压下属，脱离劳动人民者;变成阳奉yīn违，自行其是，反对伟大 领 袖革命路线的修正主义者……后来，又为他们当中的许多人恢复了名誉，他们又成了革命老gān部。但许许多多的细节，却无法抹去。细节总比大道理更能深入人心。又过了一段日子，他们中有人又成了官倒成了腐败分子……颠来倒去之后，“红军”以及其他一些神圣的字眼不再是符号，而是一些具体的人和具体的事了。
他们一批一批地离世。像深秋的梧桐叶，一阵一阵地被风刮落。
而自己父亲那一代人呢--严格地说，他们在眼下已不能说是一代了。
一九四九年之后，他们便被打散了，流布四方。或在一块几乎不属于自己的土地上各自生存下来--尽管那土地可能是他们世世代代生息繁衍之处--或迁徙他乡，成为永远的异客。他们当中的大多数也已逝去。可可的父亲一直在大学里教书，教的专业是航空测量，已退休多年。文革时，可可才知道，父亲还在国民党空军测量大队gān过，军衔相当于少将。可可曾问过父亲，在大学里教书教得好好的，怎么想起来去当国 军呢?当时，武汉正在长江里打捞一艘著名的战舰――中山舰，那艘战舰在抗战初期被日本飞机炸沉，舰上数百名官兵，几乎全部殉国。那艘战舰在滚滚浊làng中沉睡了半个世纪之后，从人们的记忆中消失了半个世纪之后，终于要浮现出来――做一个爱国主义的教育基地，纪念抗战胜利50周年。一时间，成为海内外各类媒体关注的热点。可可的父亲说，你去问问中山舰上官兵!见可可不解，父亲说，那艘船上的许多人，都在海外学习过，学的是现代海军。那时，我们国家就只有这么几艘舰船，国难当头，你还能作什么选择呢，到延河里去划木船去?航空测量是要开飞机的，当时谁有飞机?只有国民 党空军有飞机。在大学教书当然好，又安全又舒适，还可以留在沦陷区拿日本人的高薪，可还是有那么多人走了。从军报国，到大后方去教流làng大学，摆地摊，过苦日子……作为一个人，总得有些血性。打通滇缅公路，修筑战时黔桂公路，绘制各大战区地图，许多测量人员都死于日机的偷袭和轰炸，死于瘟疫和劳累，还有一些意外事故。他们要是知道几十年后，自己成了反动派，成了民族罪人，在九泉之下都不会闭眼睛的。再说，那个时候，连共产 党的军队都编入了国军，接受蒋委员长统一指挥。民族危亡之际，党争和主义对我们来说是很讨厌的。这些话，可可的父亲几十年来从不曾说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