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个时候，对赵家来说，甚或对整个中国来说，都是一段平平和和的好日子。刚从许多年的混乱中走出来，尚未走进另一种混乱。父母身体还算健康。父亲业已渡过了离休的危机时期。五个孩子的五个家庭都建立了起来，虽然谈不上大富大贵，一个个也是不愁吃穿。既无什么风险，也没太大的贫富悬殊。况且还有一个个很诱人的美丽远景等在前头：到什么什么时候翻两番啦，到什么什么时候进小康啦……反正，是一个让人心平气和又充满向往的时期。
那次回去，可可也是一个人物了。他读完研究生，留校任了教。发表了一些据说是很有份量的论文。那些论文，中欣家的人都没有看过，既便看到也不会感兴趣，但那毕竟是在一些权威报刊上发表出来的。在北京的时候，还有国家体改委的电话打到赵家来找可可的。因此，中欣的父亲与可可的话稍稍多了起来。他对可可研究的东西不清楚，便讲自己打仗的经历。但往往他一开口，几个子女就一块起哄：又来了又来了!你那几个段子我们都能背下来了--老子把他的裆一抓，他小子的眼睛就直勾勾了……大家一片哗然。老人也笑了，边笑边骂道：你们这些小锤子!没有老子的那一抓，你们现在早就给小日本当亡国奴了。孩子们说，你把小日本说得多好，你抓他的裆，他还能让你生了这么一大堆--劈刺--西平对着父亲做了一个捅刺刀的动作：早就让你“死啦死啦的”。
那次回家，中欣最感意外的是，子女们都敢跟老爷子开玩笑了，有的玩笑甚至还开得很过分。从小到大，父亲在他们心中是威严又神圣的天王。远远听见他皮鞋的踏踏声，汗毛都会立正的。父亲的话，就是他们的最高指示--当然，父亲许多的话本来就是毛主席的话，他任何时候都能找到适用的毛主席的话。他曾说，毛主席真是不简单，把这个世界上的话都说尽了。到得后来，孩子们不光拿他说的话开玩笑，也拿毛主席说的话开玩笑了。比如家里剩了一点饭，便会说：“粮食多了怎么办?”另一个便答道：“闲时吃稀，忙时吃gān!”
开始的时候，一听见这类亵渎的语言，老人会立刻翻脸，勃然大怒：你们跟老子放屁!
要是回到往日，孩子们要吓得打哆嗦了。可后来一点都不气短了，一句话就能把老爷子顶到墙角旮旯里，噎得老人半天说不出话来：您还这么护着他呀?您当年西路军的亏吃少啦?您文化大革命的亏吃少啦?您的彭老总是怎么死的?
子女们跟他起哄，老人便去给几个孙子辈讲。偶尔被他们的父母撞见，便会说上他几句：别给小孩子说这些，怪吓人的。要是谁把谁抓个一下呢?
每当这种时候，老人便会沉默了，会一下子现出苍老和呆滞来。
寂寞的时候，他也会去给可可讲。可可总是微微地笑着，很专注地听他讲。对于可可来说，如果“红军”曾经是一个政治符号的话，那么现在，红军是一个活生生的人。他有兴趣听岳父讲那些往事。他的中国革命史知识在许多时候能与岳父的讲述对接，并能读出教科书上不曾有的东西。只是他发现，岳父给他讲的那些，大多也是教科书上的，电影中的，而不是他自己的。而且，他只讲和日本人打仗，不讲和国民党打仗。岳父跟日本人只打过那么几仗，讲来讲去便常常出现重复……(后来，可可了解到，有的人从来就没跟日本人打过仗。八年抗战，半个日本人都没见过，更不要说“把他的裆一抓”了。)可可想，岳父不谈与国民党打仗的事，大约是怕他这个国民党的后代听了不舒服。他体味出了老人的善意，还是主动提到了国共间的几场大仗。岳父却不接他的话头。可可发现，岳父其实对自己的对手了解非常少，岳父在这方面的知识，大约也只是来源于电影、文件和毛主席著作。可可便给他说抗战中的那些著名的战役，说内战中国民党为什么失败，说国民党政府与美国和苏俄的关系，说当时的国际政治格局，说自己父亲那一代知识分子在抗战胜利之后是如何看待那个日益腐败的政府……可可的坦诚，广博，无拘无束甚或离经叛道，一开始都让岳父十分意外，不知如何应对，他更多的时候只是默默地听。中欣对父亲的这种反映也十分意外，有几次她都担心父亲会和这个异端女婿争吵起来的。
可可笑着说，怎么会呢，只要以诚相见，有什么事不好说呢?其实，我倒真想他和我争一次，他把太多的想法憋在肚子里。可可说，大半个世纪的严酷现实，这些老人们――包括他自己的父亲，已经失去了对自我的言说能力。可可说，有数十年间，他没有听过父亲讲自己，他那一张嘴，仿佛永远只用来讲课的。直到八十年代，政治宽松了一些，他才听见了父亲心里的一些声音。
但是，他依然没有听见岳父的声音。
第五章
老赵家的第三代几个孩子年龄相差都不大，到了七八九岁的时候，叽叽喳喳闹成一窝。男孩不像男孩女孩不像女孩，那个小院的每一个角落都充满了他们的尖叫声笑闹声脚步声和将什么东西打翻打碎的声音。寒暑假中，他们的父母把他们往这儿一扔，各自忙各自的事去了，两个老人便成了顾头不顾尾的正副班长。用老爷子的话来说：来了一帮子自由主义捣蛋兵。不过，他们的父母不在的时候，老人便可以痛痛快快地给他们讲叙往事。他把自己手上，胳膊上，腿上，背脊上，脸上，还有头发日益稀落的脑瓜皮上数十处大大小小的伤疤，一处一处讲给他们听。结果关于这些伤疤的来历，这第三代比他们的父母们知道的还要清楚些。孩子们在一起复述的时候，还常常引起争议，便又常常一窝蜂涌到老人面前去查证。
外孙姓了赵之后，中欣的父母对他的关注就特别多了起来。头些年，常常由中欣的妈妈出面，要中欣在寒暑假期间将赵归华送到北京去。可可曾笑说，这是跟咱杨家争夺革命第三代呢。说是这么说，大多还是随了老人的意思，把孩子送过去。一来是那几年可可很忙，假期也有许多活动。二来可可的父母年事日高，成天看管一个“七八九，嫌死狗”的孩子，也够累的。送去北京一段时间，可以清静一下。再就是中欣觉得自己远隔千山万水，未给父母多少慰籍，按父母的意愿将儿子送回去，也算是尽一点心意。就这样，赵归华小小年纪，在相隔千里的两地之间来来去去，也成了一个亲善大使。去的时候，武汉爷爷让他带些糕点，回的时候，北京爷爷让他稍点补品。两个老人有意无意间从孩子嘴里套一点对方的情况：在家gān啥呀?吃什么呀?身体好不好呀?给你讲什么故事呀……虽然两位老人从未过谋面，甚至连一句话也未曾应答过，但彼此也不全然陌生。
北京那边孩子多，场地大，又没有父母管束，甚至连假期的作业都被外公给“赦免”了，孩子一去就乐不思蜀。只有一次，大约是赵归华八九岁那年的暑假里，中欣往北京打电话，正巧是儿子接的，儿子刚说一声我要回家便有了哭腔。中欣问怎么啦?儿子抽泣着说，北京爷爷打我。中欣问，为什么打你，你gān什么坏事了?中欣心想，父亲宠孩子已经宠得不像样子了，一般性的错误，是绝不会动粗的，肯定是儿子gān下了天大的坏事。儿子说，我什么坏事都没做!我们唱歌，他就打我。中欣说，你胡扯什么呀，你们唱歌爷爷会打你?儿子委屈地大叫起来：你不信问外婆!大约中欣的妈妈一直就在电话旁边，此时她接过电话说，都是些孩子事，没什么。这阵子你爸的心情不好，逮谁骂谁呢。前些天还站在院子里莫名其妙地朝天吼了好大一阵子，吼得隔壁李司令家的狗都不敢叫了。中欣问，他吼些什么?中欣妈说，还有什么呢?有耳朵的都听得出来。什么--我们是人民的军队!啊!我们是吃老百姓的粮长的血肉!啊!哪个狗娘养的忘了本，我们这些老家伙不答应--哎，扯都扯不进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