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对着电脑，看着宋大姐给我的小纸条发呆。突然，一个想法钻进我的脑中：我一生没完成的事情，不就是写好一本小说吗?有什么比写个好小说对我更重要?但为什么这么长时间一个字写不出来?就是因为生活太安稳、心情太愉快、做人太没压力，换句话说，太有幸福感。谁能把我从幸福感中拉出来?很明显，就是小希。
小纸条上写着[email protected]，我看得懂，小老鼠前面是拼音：非诚勿扰OK。
二
千万不要忘记
小希的自述
我，韦希红，大家叫我小希。
不知道从何说起，不知道世界怎么会变成这样。只怕以后很多事情会忘掉，想到的先尽量写下来，寄存到这个Google文件里。
有人跟踪我。我没做什么呀，为什么有人要跟踪我?
或许我神经过敏，或许根本没这回事，是我多疑。
如果真有其事，那一定是跟韦国有关。我怎么会生出一个这样的混世魔王?
从小他就让我害怕，长着一副像天使一样的脸，撒谎，讨好老师，讨好所有对他有利的人，欺负比他弱的，生性残忍。是的，从小如此。现在，他写告密信，陷害同学，整人，口是心非，还装得特别有理想道德。一切都是我一生最痛恨的。
是他爸的基因，还是我的基因，或我爸的隔代遗传?还是多种血液中最坏成份的错误结合?
他怪我不告诉他生父是谁，我可以理解。他竟然骂我的那些文化界朋友是牛鬼蛇神，不三不四，影响他的前途。他嘲笑我当年辞职不做法官，认为我愚蠢不配当他母亲。
如果不是八三年的那场严打，让我清楚的知道自己不适合当法官，我现在应该还在公检法系统里。不过本质上我大概是不可能适应这个体制的。我学法律，完全是为了讨好父亲。
我父亲也算是新中国第一代法官吧，五十年代参加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的起草工作。我记得小时候只要爸爸回来，妈妈就说，大家听话不要吵。我们都怕他。爸爸从来没抱过我。最怕他的，大概是我妈。我记忆中，在爸面前，妈是没有笑容的。我爸死后，我妈简直判若两人，活过来了，连说话嗓门也大了。我妈不怎么谈我爸做的事，大概也没少整人。
文革时候我爸也挨整了，给关到监狱，因为重病才放出来。恢复高考后的七九年，我从一零一中学毕业，知道爸爸的心愿，第一志愿报的就是刚恢复招考的北京政法学院，一心想毕业后当法官。我以为我像我爸一样是当共和国法官的材料。
记得我妈曾私下劝我，说我性格不适合学法律，让我去学理工科，不会惹事。我当时不以为然，还生我妈气。我一心想让我爸高兴，觉得我妈是家庭妇女没见识。人多奇怪?对你不好的，你迎合他，对你好的，你不屑一顾，真是没心没肺!
审判四人帮期间，我陪着爸爸看电视上转播。爸爸的脾气在文革中变得更坏，很难相处，常用难听的话骂我们。他晚年不得志，死的时候还充满怨恨。
在大学期间，右派摘帽，文革冤案平反，连四人帮受审，国家也替他们派辩护律师，我对未来充满希望，对法律也很有信心，对共产党要重建法治社会深信不疑。
1983年我大学毕业，分配到北京下属的一个县法院当书记员。我的噩梦开始。
那年我二十二岁，八月底到工作单位，其他人刚学习完中共中央《关于严厉打击刑事犯罪活动的决定》的文件，他们简单的向我传达了文件jīng神，就让我开始工作。我从来受不了坏人赢好人输，当然非常赞同党和政府从重从快的依法打击刑事犯罪，我认为我绝不会手软。我有所不知的是，我心目中的从重从快其实远不够重不够快。可能是心理建设不足，也可能我心目中的法治跟现实有距离，一展开工作就出状况。
正常情况是公安抓人，检察官起诉，法官判案。为了从快，公检法三方各派两人，在公安局办公，抓到疑犯就审查、检控、判刑同步进行。当时大家都不太知道检察官是做什么的，而我们法院派出来的是两个级别最低的书记员，一个是退伍军人，政治过硬，但没正式学过法律，一个是我，刚从学校出来，而且是个女的。基本上，当地的公安局正副局长，主导一切。
第一天我就已经快要崩溃了，所有大小案子都判死刑，其中没有一个是杀了人的。抢劫的判死，偷窃诈骗的判死，喊冤的、举证自己无罪的，根本没人理。
到了一个犯了流氓罪的年轻人，睡了人家姑娘，家人找上来，双方扭打起来，各有轻伤，女方报了公安，把男的抓了，男方知道严打期间，事态严重，家人都去跪在女方家门外，求女方撤案，女方不答应，案子就到了我们六人小组手里，公安局长说：流氓罪，怎么判?我连忙说：罪不至死。其他五个人看着我，都不吭声，像在责怪我。但因为我说了罪不致死，最后判无期发新疆劳改。那天审完，公安副局长拿起一份报告说，别的地方都一次枪毙几十个人，你们看河南好了，郑州、开封、洛阳，都一次枪毙四、五十个，连焦作这样地方，都一次就枪毙三十几个，咱们连两位数都到不了，你们说怎么办?大家都感到压力挺大的。那时候跟我一起来的那个书记员说，那个流氓罪的，有恶意伤人，判得太轻了，不符合中央jīng神。公安局长说，那就改判死刑吧，算他赶上。其他人附和，我正想反对，公安局长说，这位女同志，你不要这么婆婆妈妈。他的斥责竟把我震住了，你说我多脆弱。
那个周末枪毙了十个人。我很后悔，看清了自己的懦弱，为自己的妥协感到愤怒。法律有什么用?这还叫法治社会吗?那天从刑场回来，我就踏上了人生的不归路。第二轮我们两个法院书记员，分别跟着片警下到管片的各种场所联合办案抓人，然后在县城公安局集合开庭。我已下定决心，凡罪不该死的，就直说罪不至死，纪录在案，两个法院代表中有一个反对判死刑，其他人就坚持不下去，只能改判。但这样判死刑的人就减少了，大家都担心会受到上面批评。单位打电话来做我工作，我也不听。
后来我才知道，就算不出意外，单位也已在安排把我调走。我晚上在县城里被军车撞了。平常情况，在地方上，军车横冲直撞，老百姓被撞伤撞死都只能认命。但是，就算是平常情况，如果军车撞的是公检法的人，也得扯个没完没了。可是那次，军方的人直接把我送到三零一医院治疗，事后我们单位也没怎么去追究他们。
出院后，我办了辞职手续，成了没有单位的人。我妈完全没有责怪我。
我成了个体户，和我妈在北大东门外开了家小餐馆，主要卖的是我妈贵州老家的家乡鹅。八十年代中，北京，多令人神往的地方，一个充满各种可能的年代。我家餐馆最早的常客是贵州人，特别是贵州来京的一些学者、文人。他们带来了北京的作家、艺术家、科学家、老外，吃饭聊天。我妈好客，我爱热闹，像个沙龙的女主人，人越多越高兴。他们都叫我小希。我们把店面扩充了，改了名字叫五味餐馆。八八年的秋天，我遇到了史平，我恋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