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爸爸丰子恺_丰一吟【完结】(21)

2019-03-10  作者|标签:丰一吟

  桂林警报多,当局采取的防空措施很严格。我们住在大中华旅馆时凭窗眺望,曾看到一种奇怪的景象:楼下街上走过的穿白衣服的人,背上都有墨水画的圈或点。后来爸爸问了桂林的朋友才知道,那是违反防空禁令所致。桂林以前受空袭次数不多,不曾投过炸弹。但在我们来到此前9天,桂林遭敌机投弹,死了7人。此后,防空措施就很严格。白天行人不得穿白色或红色的衣服,违者由警察用墨水笔在其背上画圈点,据说还有画乌guī的。后来先姐有一次出门,白色的衣服背上也被涂上墨汁。

  桂林还有一种防空措施:市区四周的山dòng都被有计划地按街巷安排成居民的防空dòng,画成地图,到处张贴。我家所在的马皇背居民被安排在老人dòng。可是我们在马皇背时遇到一次空袭警报,大约因为很快转为紧急警报,敌机马上就来投弹,爸爸来不及扶老携幼去老人dòng,所以全家都没出门。天井的大门对面有一扇小门,开门后走下去是一个河埠,地盘很小,大约是供洗衣用的,上方有一棵大树遮荫。我们全家就挤在这地方,感到比室内安全。机枪声炸弹声把我们吓得抱着头蹲下来缩成一团。满娘照例念佛祈求保佑。

  爸爸在桂林作了6首《望江南》,其中两首就是写在桂林遇警报的:

  逃难也,逃到桂江西。

  独秀峰前谈艺术,七星岩下躲飞机。

  何日更东归。

  防空也,日夜暗惊魂。

  月白风清非美景,倾盆大雨是良辰,

  苦煞战时民。

  崇德书店

  我们住在马皇背时期,有一位叫杨子才(杨乔)的同乡青年(也是我诸姐的小学同学)也逃到桂林,在马皇背我们家住了一段时间。这时章桂哥也已到桂林,拟进开明书店桂林分店。爸爸真辛苦,他不仅要照顾家人,还时时考虑同行人的生活工作问题,毕竟同舟共济,他们对我家也多有照顾啊!这时,爸爸忽然动了一个念头,叫章桂哥别去开明书店了,决定在桂林开一家书店,让丙伯一家和章桂、杨子才二位得以谋生。

  爸爸拿出300元来,供他们进书和付房租用。书店设在桂西路南侧,据说该路旧名崇德街,石门原属崇德县,所以爸爸为书店取名“崇德书店”。9月1日开张时,还向顾客赠送了爸爸的石印画,印成单色,由宝姐、软姐涂彩。据杨乔兄所写《丰子恺与崇德书店》一文(载香港《文汇报》1985年7月8日)中说:

  ……崇德书店的招牌由子恺先生亲笔题写,所经销的图书绝大部分是开明书店出版发行的,同时也兼营外版书、科技书和各种期刊。数千册图书摆满了两边四个大书橱和一副大板台。来购书的顾客多数是男女青年学生、流亡青年、军人、机关职工、教员、店员学徒等。周丙cháo司理账目财务和里里外外,章桂长于营业进货,我则做一名普通的售书员,丙cháo夫人每天管好五个人的伙食等生活杂物。桂林开明书店跟崇德书店相距一华里多,平日进货用板车装运。由于子恺先生的关系,该店经理陆联棠等人,和我们都很熟。他们知道我店底子薄,又是初出茅庐,在业务上一向通融,可以将书销售后再结账付款。

  桂西路是当时书店的集中区,开设着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等多家书铺。由生活书店发售的《新华日报》这张用绿色土纸印刷的报纸,在当时的桂林,非常新鲜地吸引着广大爱国救亡的青年和各界进步人士的心。另外还有一张进步报纸《救亡报纸》(夏衍主编),刚从广州运来,正积极筹备出版。在桂西路的北侧,也开设着国民党的正中书局,但此店门可罗雀,根本无人上门,店伙计整天倚柜台无聊。……

  崇德书店只开了100天,就毁于敌机的烧夷弹。据章桂哥口头回忆,那时书店诸人躲警报回来,见书店尚未烧掉,连忙把书全部抢出,堆在马路上。烧夷弹把空气中的水分吸光,使火焰容易蔓延。一条街都被烧光,街上的书当然也化为灰烬,连章桂哥的眉毛也被烧着。

  这个月内,桂林被狂炸三四次,所投均烧夷弹。桂林城内被毁房屋约有三分之一,南门内一带,遭劫最大。那时我们已迁居乡下。爸爸进城,看到沿途断垣残壁,荒凉满目,不堪回首!

  一只新枚酒一杯

  暑假结束,爸爸要去两江的桂林师范学校教书,我家就迁居。桂师校长唐现之要爸爸带了家人住到校舍里去。虽然好友傅彬然、王星贤二位已到桂师成为同事,爸爸还把贾祖璋先生也介绍到了桂师。但爸爸喜欢自由,还是托人介绍,在离桂林35公里的两江乡下泮塘岭40号谢四嫂家租到了房子,于桂师开学前搬到了两江。泮塘岭离学校步行需35分钟。

  这时妈妈已将临盆,不便到乡下待产。所以妈妈由19岁的宝姐陪伴,再加上一个10岁的我打打杂差,我们三人仍留在马皇背。

  桂师校舍建造尚未完工,到10月24日这天才在斧斤影里、杭育声中先行开课,以后补行开学典礼。爸爸给学生讲了一堂课,问学生是否听得懂他那带石门腔学杭州“官话”的“国语”,听不懂的请举手。举手的人竟过半数。爸爸大伤脑筋。但我知道爸爸这情况是无法改变的。因为后来在四川,爸爸好几次为学生讲演,还是那种口音。我在一旁听了,常常窃笑。如今电视台来采访时常常问我有没有留下爸爸说话的录音。我记得1954年我们迁入陕西南路的房子以后,不知哪一年中央的什么电台曾要他作一次对台湾人民的广播,可惜那录音带恐怕再也找不到了。

  不错,爸爸通晓日文、英文,建国后又学了俄文。他的译文着作等身,而且译文很优美。可是要他开口,大概只有日文行,因为他毕竟于1921年去过日本10个月。但英文、俄文发音都不行。看来爸爸在外文口语方面的成就,远不如笔译,远不如其他的文化艺术,而且也无法改进。

  且说这天上午爸爸在桂师下课后正步行回家,途遇前往桂师报告紧急消息的章桂哥,说宝姐写来条子,妈妈在往省立医院做产前检查时突然患了子痫症,必须让她提前生产,要爸爸速去医院签字。

  爸爸急速赶回泮塘岭家中,一边换衣服,一边叫华瞻哥查《辞海》中“子痫症”三字。我在一旁纳罕。我一向只见爸爸把那部《辞海》搬进搬出,却不知这是什么玩意儿。原来妈妈生的病也能在这里面查出来!等我长大后,每次我问爸爸什么问题,他总是十分认真地回答。回答不出或希望回答得更确切、更详尽时,他就查《辞海》。后来我也学习爸爸这种jīng神,用来对付我的女儿和外孙。而抗战时的那部《辞海》,后来是给幼小的新枚吃饭时垫在凳子上坐的;胜利后回江南时则是给我二姐的长子宋菲君垫高了坐的。我们逃出去时当然不会带这么笨重的上下两册《辞海》。我已记不起是在哪里买的。多半是为了备课在桂林买的。总之,爸爸为了求更多的知识,非常重视《辞海》,所以经济上一有可能马上先购置此书。新中国成立后,爸爸也为《辞海》的出版校订做了大量工作。

  却说爸爸准备就绪,匆匆赶往赴桂林的汽车站,适逢农历九月初二,班车照例停驶。幸有一小汽车满载行客,司机同意他坐在司机椅背上,身体屈作S形。总算当天赶到桂林省立医院。郑万育医生是爸爸的读者(护士中有周女士曾是爸爸学生),医德甚高,另一医生也姓郑,却很凶,被我们称为“凶郑”,其实人家医术还是很高的。


加入书架    阅读记录

 21/78   首页 上一页 下一页 尾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