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一早，赵先生还亲自来送行。我是坐在司机旁边的。我记得他关照我遇检查时要把人缩下去使自己显得小些。终于下午平安到达都匀。汽车站墙壁上果然贴着先到6人的旅馆地址。我们很快就找到了他们。大家笑得合不拢嘴。爸爸说：
“人世难逢开口笑，茅台须饮两千杯!”
当天晚上，也就是12月1日，全家在中华饭店吃一顿团圆饭，爸爸喝茅台大醉。爸爸总是说他只能喝huáng酒，不能喝白酒，喝了白酒会便血。估计茅台是白酒中较平和的吧。
浙大同事们听爸爸叙述了这次艰难的逃难，都称颂他真不简单。爸爸说：
“这次逃难是一次了不起的‘全家旅行’。”
同事张其昀则给从宜山到都匀这段逃难下了一个结论，说这是一次“艺术的逃难”。爸爸在文中说：
当s时那副对联倘不拿出去晒，赵君无由和我相见，我就无法得到这权利，我这逃难就得另换一种情状。也许更好;但也许更坏：死在铁蹄下，转乎沟壑……都是可能的事。人真是可怜的动物!极细微的一个“缘”，例如晒对联，可以左右你的命运，操纵你的生死。而这些“缘”，都是天造地设，全非人力所能把握的。寒山子诗云：“碌碌群汉子，万事由天公。”人生的最高境界，只有宗教。所以我说，我的逃难，与其说是“艺术的”，不如说是“宗教的”。人的一切生活，都可说是“宗教的”。
从河池到都匀，是要中途宿一夜的。我们宿在六寨。这是一个小镇，甚至当时只是一个村的规模。我之所以还记得它，是因为发生了这样一幕：忽然有一个长官领着一队兵士来旅馆看爸爸。那已是huáng昏时分。我们那旅馆的房间照例是没墙没门的，与天井相连。12月份，chuáng上照例铺着竹席，而且没有别的家具。所以我们只能坐或躺在chuáng上。看到这么多兵走进天井，我们吓了一跳。后来才知道那队兵也宿在六寨，长官知道丰子恺在此，久仰大名，便带了部队一起来，让他们也见识见识这位大艺术家。估计事先总和爸爸打过招呼吧。只是对我们说来突然而已。
那长官先是向兵士们介绍了爸爸如何如何有名，兵士们一阵鼓掌。然后长官请爸爸对兵士们讲几句话。爸爸便操着他那杭州官话讲了一番，无非是勉励抗日并感谢他们在前方出力之类。又是一阵鼓掌。
我估计他们还是听懂了基本内容。第二天，我们就往都匀进发了。
都匀一月
我们在都匀只是临时居住，约一个月后，又随浙大迁校至遵义。
这一个月却住了两个地方。第一处时间短，是在一个凌空的楼上。上楼的扶梯也是凌空的。上面只有一个大房间。爸爸曾在一张小纸上写下“内外尽无隔，屏帷不复张……”。十一人将就住在一起。
不知为什么，我们称房东为“教员先生”。在“教员先生”那儿住了不久，就搬到另一处。
我们孩子们常用怪怪的名称来回忆住过的地方。提起这另一处，往往称为“碰头”的地方，或“贾祖璋走”的地方。
我们住在二楼，一条长走廊的右边是一排宿舍式的房间，记得爸爸住在尽头的一间。走廊上方的一排梁木很低，如不注意，一路走去要碰好几个头。为了免去碰头之苦，爸爸写了好几张“当心碰头”的纸，分别贴在一个个梁木上。
走到尽头，望下去是隔壁单位的一个操场。常可听见做操的声音：
“向左转走!”
不知是谁听了以后好奇地说;
“他们为什么喊‘贾祖璋走’?”
我们都笑起来。贾祖璋先生是爸爸的好朋友，所以大家对他的名字很熟悉。音相似，难怪听错了。
在这里，我还记得一件事。有一队兵士也驻扎到这里来。连长叫呙继宗。一来就和爸爸打招呼，并作自我介绍。后来有一次，他手下的一个兵士借了我家的淘箩去用，却不是淘米，而是放脏东西。满娘见了，便去讨回，那兵士不肯给。那时期，一个淘箩对我们家也是可贵的。爸爸便去找呙继宗要。呙继宗把那兵士叫来，用皮带抽他的手心。这样一来，心肠慈悲的满娘倒反而为那兵士求饶了：
“好了好了，算了算了。说他几句就行，不要打了!”
呙继宗连长有一次和爸爸聊天，说起他那把手枪。他忽然说：“你们想不想试试放枪?我们找个空旷的地方去让你们放放。”
我们听了这话愣住了，枪这玩意儿我们从未玩过，连碰都不敢碰。两个哥哥很有兴趣，和我们一起的丙伯也跃跃欲试。于是爸爸领着一群人跟呙继宗连长到郊野找了一个地方。呙继宗连长把如何放枪的办法教了一下，然后把枪jiāo出来任我们试放。我们都不敢放，只有丙伯想试试。但枪拿到手后终于又不敢了。
在“碰头”的住处，还有一事非记不可。有一天，我们互相诉说：“怎么这几天身上那么痒?”
有人把裤腰翻开来，竟发现了上面爬满小虫。“啊呀，那是白虱呀!”
大人们见过白虱，我们孩子们却是第一次见。于是，或用手掐，或用火烫，或用滚水煮，大家用种种办法消灭白虱。大人们猜想，很可能是兵士们身上传过来的。那时候我们生活都那么艰辛，当兵的就更苦了。
浙大迁校往遵义。我们一家当然要随校迁移。出发前，我们要在门口摆一个地摊，把家用器什全部卖掉，回收一点钱充作旅费。爸爸忙于对外的事。摆摊的事就由妈妈主管。妈妈选中了我充当她的助手。我那时已学会讲贵州话。有人来问价格可以应对。
“làng个卖?”(即：怎么卖?)
我看见有人问津，很高兴，连忙回头看妈妈，想必她会回答价格。岂知她怕难为情，已经逃得无影无踪。好在妈妈事先已对我讲过物品的价格，我就回答了顾客，居然像模像样地做起生意来。
遵义罗庄
逃难至今，每个地方都住得不长久，住得最久的桂林两江，也不满一年。1939年12月1日全家相会于都均住了约一个月，于1940年初到达遵义后，一直住到1942年11月离开遵义赴重庆。在遵义住了近三年，所以印象较深。
刚到遵义时，我们住在“丁字口”附近的一个旅馆里。据说后来到那附近的浙大宿舍住过，但时间不长。不久就迁居丁字口东北郊的罗庄。在罗庄住了约一年，因离浙大爸爸教书的地方太远，又迁到丁字口西南边的狮子桥南潭巷。
丁字口是遵义这座城市的中心，后来那里曾挂过一幅抗战宣传画，内容是画敌人残杀我国同胞的惨状。看了使人触目惊心、怒发冲冠。据先姐回忆，这幅画是一位姓颜的青年画家和一个八龄小画家合作画成的。他们曾来请爸爸指导。为此，爸爸颇费了一番功夫，花了不少心血。但他不要署名。画上只署着两位大小画家的名字。
据宝姐回忆，爸爸在浙大除了教“艺术欣赏”外，还开过“新文学”课。校方为爸爸买过胡适、陈独秀的文集，供爸爸备课用。据说爸爸教课十分认真。学生的作文，他篇篇批改，连标点也不放过。文末的批语往往长达数十字乃至百余字。在浙大教课不久，1941年秋，爸爸升为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