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后，爸爸一人去过重庆附近的北碚，看到了很多老朋友如老舍、陈望道、章靳以等。
1946年1月，这批画又在沙坪坝和七星岗江苏同乡会续展。每次展览，我总要去帮忙别红纸条。
路费筹措好了，可回乡难啊。官员们坐上飞机先走了。他们号称去“接受”失地，可老百姓都说他们是去“劫收”。其他有钱有势的人把长江轮船的票买走了，哪里还轮得着知识分子!这次东归，当时通称为“复员”。江南人都盼望复员。
于是我们离开沙坪小屋，迁到重庆凯旋路特7号等候归舟。这里是开明书店的仓库，两开间。由于山城地势有高低，从后门看是三层，从前门看是一层。下面四间没有窗，只能做仓库。上面两间光线好。爸爸通过开明章雪山先生的关系，已经先把忘年jiāo夏宗禹介绍入住其中的一间，我们就住在另一间。
四川当局曾有布告：欢迎下江教师留在重庆，报酬优厚。那时我的兄姐中已有三人在重庆当公教人员。见爸爸为船票焦头烂额，重庆却友好地挽留我们，于是，爸爸再问我们是否留恋重庆时，我们就不再“齐摇手”，而是说：“还是重庆好!”
爸爸也曾考虑过：缘缘堂既然已成焦土，这里倒还有几间“抗建式”房子可避风雨。自己已没有职业的牵累，何必辛辛苦苦地带了他们回到人浮于事的江南去替他们重找饭碗。
至于我，早已把重庆当作故乡。我喜欢吃重庆的担担面和凉粉，我已经学会一口四川话。四川话和贵州话近似，所以我于2007年10月去遵义时，我们那位老邻居的儿子桂侯夫妇来车站接着了我，给他妈妈打手机时，他妈妈问他我讲的是什么话，桂侯回答她说“一口贵州话”。他们对此都倍感亲切。
可是爸爸还是在念着马先生的诗句“清和四月巴山路，定有行人忆六桥”。思乡之情一直牵引着爸爸的心。他还是决心舍弃沙坪坝的衽席之安，要走东归的崎岖之路。4月20日，爸爸托人以廉价卖去住了近三年的沙坪小屋，决心东归。
庙湾的房子刚卖掉三天，眼看不久就要回江南去，爸爸可以见到他思念已久的老师———留在上海的夏丏尊先生了，忽然接到夏先生逝世的消息!爸爸悲痛之余，于5月1日在凯旋路写了《悼丏师》一文。文中说：
我所敬爱的两位老师的最后消息，都在我行李倥偬的时候传到。这偶然的事，在我觉得很是蹊跷。因为这两位老师同样的可敬可爱，昔年曾经给我同样宝贵的教诲;如今噩耗传来，也好比给我同样的最后训示。
爸爸对这两位老师的感情确实非同一般。平时经常对我讲他们的事。关于弘公的回忆，后来他都写成文章。这一回，爸爸也对我讲夏先生的事。他说：
夏先生是对世事多愁的人。他看到周围的亲友发生什么不快的事，都要真心地为他们担忧。这八年来他处在水深火热的上海，不知道添了多少忧愁。唉，听说有一个时期，他们家里一天只吃两顿饭，就是我们叫“扁担饭”的。……过这样的日子，怎能不促使夏先生早逝!这一笔账，也要记在日本侵略者头上!
我听了这番话，暗自思忖我们一家幸亏逃了出来。不然的话，爸爸一定也会遭难。因为他懂日文，名气又响。如今我们能平安地回老家去，真是万幸!
可是为了回家乡，爸爸简直和逃难时一样操心。后来他终于作出决定：“人家都走空中，走水路，我走陆路;人家东归，我先北上，然后走陇海路!”
第三章湖畔小屋时期
比逃难还辛苦
1946年7月上旬，在胜利后将近一年时，我们终于恋恋不舍地离开了托庇我们近四年的山城。逃出来是10个人，走陇海路回去的是8个人：爸妈，我和元草哥、恩狗，以及先姐慕法哥带着他们的长子宋菲君。菲君那时才4岁，吃饭时，爸爸用一部两本头的《辞海》垫在凳子上，让他坐高些。这部《辞海》本来是给恩狗垫着坐的，恩狗已8岁，可以让给他外甥用了。
爸爸在浙一师时的同学周元祥之弟周元瑞也加入了我们的队伍同行，倒也热闹。一路在餐馆吃饭时，周先生总要他们上一个“高汤”。我们后来才知高汤是免费的，味道倒也不错。
我们先坐长途汽车到绵阳。在绵阳等候摆渡，一等等了4天。记得那时我们住在一家旅馆里，被头上有huáng迹，妈妈闻闻看，说是屎的臭味。我们习惯了种种苦难生活，都不在乎。
我还记得慕法哥去菜市买一条大鱼来，做鱼丸给大家吃。久不吃水产的大人们都很高兴，只有在缺少水产的川贵长大的我，并不觉得这是享受。
摆渡后经剑阁，大雨倾盆。车顶的行李湿透了，无法使用，只得拿下来卖给当地人。所得之钱，倒也有一张车票的数目。那两百多幅专供展览用的裱好的画也在车顶，幸亏包扎得好，只湿了一部分。
到广元后换车，进陕西省，经汉中到宝jī。夏宗禹先生有兄弟和母亲住在宝jī。我们受到了热情的招待。在这里也看到了以前只是传闻的窑dòng，住在里面冬暖夏凉。
从宝jī搭上火车，走陇海铁路往东行。原打算一直到徐州，再南下，回到盼望已久的江南。到达郑州时，铁路桥被日寇炸毁，只好坐船过了huáng河另上火车，于8月1日到达开封。但前方兰封(今兰考)正在打内战，道中有阻，便在开封耽搁下来。
说起当时的陇海路，不知是不是火车后面拖的车太多的关系，好像有气无力，开得很慢。那时我们搭的不是如今的客车，而是车厢中间开门的。车内没有座椅，反正我们带着行李铺盖，坐自己的“软席”，倒也挺舒服。由于车开得慢，有人时时跳上来卖开水等。我以为那人是从附近村子跳上来的，可是过一会儿，他又上来了。咦!难道他一直跟着我们的车?这时忽然发现我们车厢里有人跳下了车，过一会儿又上来了。我从他的动作看出，原来是下去小便!而那个卖东西的人原来是从邻近的一个个车厢走过来的，走了一遍再走一遍。火车之慢可想而知。
火车每次过山dòng时，我们总是一脸烟灰。因为后来我们是坐在车厢连接处的。我只见到别人脸上有，别人却见我脸上有，大家哈哈大笑。我们也曾在火车停驶时下huáng河边去用脸盆舀水打算洗脸，岂知三分之二是泥浆。
到了开封，先住了旅馆。先姐一家和周元瑞先生经不起耽搁，和我们分手先行了。盘缠已不多，爸爸急得生了病。我们5个人在旅馆里住了12天。由于开封的报纸登出了丰子恺抵汴(开封别称)的消息，有几个昔年的学生来访，其他仰慕爸爸而前来访问的人也不少，给流落他乡的我们种种帮助，其中书法家谢瑞阶先生尤为诚恳。
爸爸病愈后，总是思念东归。有一所小学的领导来访，表示一定能替我们买到火车票。爸爸当然很高兴。他们请爸爸到学校去吃饭，盛情难却，只得去，因病体初愈，由元草哥和我陪去。在学校吃过饭后，他们请爸爸作画，横一张，竖一张，爸爸显然很疲劳。头顶上飞机声隆隆不绝，虽然不是敌机，总有点惊弓之鸟，心神不定。爸爸这次作画，肯定比“艺术的逃难”那次更加尴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