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辞北固与金焦，暮上扬州廿四桥。
浩dàng东风多雨露，西湖虽瘦也苗条。
自1953年受聘于文史馆后，1954年爸爸被推选为中国美术家协会常务理事和上海美术家协会副主席(1962年起任主席)。1956年当选为上海市人民代表。1957年始任上海市政协委员、上海市外文学会理事。1958年始任第三届全国政协委员。
1959年开始，爸爸到北京去出席政协会议。这是爸爸第一次到首都。他和画家王个簃先生同宿一房，并有幸受敬爱的周恩来总理接见。周总理亲切地握着他的手说：
“啊，老漫画家，久仰久仰。”
周总理关心爸爸的健康，又问了他的年龄，才知道两人是同一年出生的。最后周总理问到我们的家庭情况，并要爸爸下次开会时带了老爱人一起到北京来。
爸爸这次开会回来，给我们讲这情况时十分兴奋，时时抹着激动的泪水。第二年，他果然带妈妈一起去了。二老把我也带去，以便照顾。不过我当然不宿在宾馆，而是借宿在厦门好友黎丁家，那时他家已到北京，黎丁先生在《光明日报》任职。那一回，我们游了不少地方。元草哥于1951年参加抗美援朝，已于1954年回国，到北京的人民音乐出版社工作。他有时也来参加我们一起随团体游览。有一次在野餐时，贺绿汀先生为我们拍了一张照。我们自己虽然也拍了许多照，但我被摄入镜头的不多，因为我要替他们拍呀。
爸爸第三次去北京开会时，又加了一个满娘。满娘那时是在沪杭二地轮换住的。她也是初次进京。我和她都住在黎丁先生家。那一回游得也很畅。
由于一次次进京，单纯的旅游到1961年才恢复。去“天堂”苏杭之类，那是常事，算不得旅游。
1960年6月20日，爸爸担任了上海中国画院的第一任院长。喜欢赋闲的爸爸到63岁的退休年龄怎么反而当了院长呢?其实他是再三推辞的。据当时的画院办公室主任程亚金先生回忆：起初，美术理论家画家邵洛羊先生曾到日月楼来请我爸爸当院长，但爸爸没同意。后来请宣传部、文化局的石西民、徐平羽两位领导出马。爸爸推辞说：
“我不是画中国画的。”
“你以中国笔、中国纸画出中国人，怎么不是中国画!”徐平羽先生这样回答他。
这么一说，爸爸没有办法了。最后说：
“那我有条件。”
“你是不是要推荐人?”
“不是。我不愿坐班。”
徐平羽和石西民两位一口答应。后来爸爸又提出了不受工资，这一条坚持再三，未蒙同意。据妈妈回忆，是在上任三个月后把工资(每月220元)一起送来的。
我们把这次的行动称为“三顾茅庐”。后来听人传言，说是因为“摆不平”，才请了不是画传统中国画的漫画家来当院长。副院长是王个簃、贺天健、汤增桐三位先生。
据程亚金先生回忆说，我爸爸虽不上班，对画院却是全心全意的。每次请他来开会要他发言时，程先生把意图讲给他听，由爸爸写了发言稿，jiāo程先生他们看看：是否符合党的政策要求?程先生说：他比我们想得还周到。
爸爸任了画院院长后，我家生活水平又有提高。他不愿受工资，并非平时收入充裕。那时他的经济来源主要是稿费。在建国前，他曾订过好几张“润例”，靠卖画改善收入。他的画润并不高，他曾在给友人谢颂羔先生的信上说：
艺术品犹米麦医药，米麦贱卖可使大众皆得疗饥，医药贱卖可使大众皆得疗疾，艺术品贱卖亦可使大众皆得欣赏。
所以爸爸的画总是卖得很便宜，而且很多是奉送的。建国后，我没见过他再订润例。所以他是靠稿费生活的。稿费能有多少!但他起初还是不愿受画院工资。后来受了，毕竟不无小补。从那以后，出门旅游的次数也多了，常请画院写个介绍信，以防jiāo通和住宿困难。
1961年4月，由画院开了介绍信，我陪爸妈上了huáng山。那一次游览给我留下最美好的印象。(我一直认为huáng山风景最美。直到1989年我和宝姐等游了天子山后，才知道中国还有和huáng山媲美的山。)
在去huáng山的途中，爸爸想起了有通信联系而尚未谋面的新安派农民画家程啸天就住在去huáng山途中的岩寺附近，便在上huáng山前托人打电话约他到岩寺见一面。谁料程啸天先生背了一个箩筐来到岩寺见了爸爸后，丝毫没有热情的样子。他正要去离岩寺有一段路的某地，爸爸便叫他上车同行。一路我们还是不见他有一点热情。坐在前座的我正在想：爸爸jiāo的这个朋友来信时说很仰慕爸爸，见了面怎么那么冷淡!这时程先生忽然开口：
“我向你打听一个人。你认不认识上海的丰子恺先生?”
“我就是丰子恺呀!”
“啊呀!”
接着程先生叙述了这次误解的原因。原来替爸爸打电话联系此事的人只说了上海国画院院长要见你。而程先生听错了，以为是一位“顾院长”要见他，他不知顾院长是谁。直到快分手时忍不住问了一下才知道。可是那时他已到达目的地，只得紧紧握手，依依道别。后来程先生专程来上海访问爸爸。我为他们拍照留念。
当时huáng山还没有缆索，huáng山管理处jiāo际科的人建议雇轿子抬上山，爸爸坚决不肯。我们只是请园林服务处的老宋帮拿行李，招待所的5号女服务员小程搀扶缠过小脚的妈妈，一行5人从前山登上玉屏峰，在宿舍式的“文殊院”住宿。下了三天雨，无法出行。其间得到了两个好消息：国际乒乓赛中国得冠军，加加林坐飞船上了天。
天气放晴后，我想上对面的天都峰，爸爸要同行。老宋说：
“去年你们画院里的画师来游玩，两位老先生都没有上天都峰。你老人家兴致真好!”
妈妈缠过小脚，只能留守。64岁的爸爸却勇敢地完成了他的心愿。他下结论说：
“凡事只要坚忍不懈地进行，即使慢些，也终于能获得成功。”
爸爸欣喜之余，做了一首诗以记其事，题为《游huáng山欣逢双喜》：
结伴游huáng山，良辰值暮chūn。美景层层出，眼界日日新。
奇峰高万丈，飞瀑泻千寻。云海脚下流，苍松石上生。
入山虽甚深，世事依然闻。息足听广播，都城传好音。
国际乒乓赛，中国得冠军。飞船绕地球，勇哉加加林!
客中逢双喜，游兴忽然增。掀髯上天都，不让丰一吟。
“不行不行!爸爸你怎么把我的名字写上去了芽选”我抗议。
“那不是很好吗?正好押韵。”
“不要不要!我要你改别的字!”
爸爸看我如此坚决，就提起笔来，把“丰一吟”三字改为“少年人”。
“不让少年人，这下可以了吧?”
“好!这样才好!”
爸爸在1961年5月11日写的《上天都》一文的末了就用上了这首诗。
当时的huáng山有一件事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我们到“西海”去，走得热了，脱下毛衣，拿在手上。老宋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