爸爸在立达的同仁，除了夏丏尊老师、匡互生、朱光潜、刘薰宇、陶载良、陈望道诸先生外，还有方光涛、陶元庆、夏衍、许杰、夏承法、裘梦痕、丁衍庸以及在日本就认识的huáng涵秋先生等等。
由于爸爸1924所作《人散后，一钩新月天如水》一画使上海《文学周报》的主编郑振铎先生着了迷，后来《文学周报》为他出版了《子恺漫画》，这是爸爸最早的一本画册。
1925年3月，爸爸的第一本译作《苦闷的象征》问世;1925年12月，出版了最早的音乐理论书《音乐的常识》;1928年4月，出版了第一本美术理论书《西洋美术史》;1931年1月，出版了第一本散文集《缘缘堂随笔》。就这样，一个文艺全才渐渐地脱颖而出。
1930年我祖母去世后，我家曾迁居嘉兴，住在杨柳湾金明寺弄4号。关于这一段时期，我将在后面另设一节补叙。爸爸虽住嘉兴，也常去上海立达学园。
1932年1月28日淞沪战役中，立达学园校舍被毁，必须修缮。到秋天才能复课。那段时期，爸爸可能回石门了。石门的老屋惇德堂一直为她的游子张开亲切的怀抱。不过这时已多了另一处更好的安身地———平屋。
平屋在老屋后面，隔一条煤沙弄。平屋的那块土地，据说是我祖母手里买下的。这块地上原有三开间坍圮的平屋，不能住人。据我妈妈回忆，1919年她嫁到惇德堂来，办喜酒时有两张八仙桌放不下，就放到平屋里去。后来，1925年以后，爸爸把平屋加以修缮，就开始住人了。应该说，爸爸第一次有自家的住屋不是缘缘堂，而是平屋;不过那是祖业，不全是他自己的。
不知为什么，可能是爸爸要去商量立达复校的校务吧，1932年的夏天，我家又到上海法租界拉都路(今永康路)雷米坊暂住。法租界的租金当然很贵，我们只租了一所洋房的三楼，住了一两个月就退租了。
爸爸以前在上海搬来搬去时，我还没出生或太小，一点印象也没有。但在雷米坊时，我却留下一个回忆：那时我老是坐在楼梯转角处旋铜板。爸爸客人很多，客人经过楼梯转角处，总是俯身说一句：“一吟，你又在旋铜板了?”那时我们能有什么玩具呢!一枚铜板就可以玩很久了。
离开雷米坊后，爸爸把家人送回石门，自己先住到重建的永义里校舍中(后来家人也去住过)。
在这12年内，爸爸除了专科师范、chūn晖、立达以外，还在别的地方供职：上海城东女学，前述的上海中国公学，还有宁波的第四中学和育德小学，上海大学、上海的澄衷中学、复旦实验中学、复旦大学、开明书店，松江女子中学等等。
在开明书店，除了叶圣陶、方光涛、钱君匋是熟人以外，又结识了一大批朋友：徐调孚、贾祖璋、顾均正、傅彬然、卢芷芬、周振甫、宋云彬、王伯祥、顾惠民、赵景深、唐锡光、宋易、金仲华、范寿康、范洗人、张沛霖、索非、章克标、章锡舟、周予同、成天昌、王统照、钟达轩、丁晓先、郭绍虞、胡伯垦、王知伊、朱达君、莫志恒等等，还有当过开明董事长的邵力子。
以上我几次都列举了爸爸的同事、朋友的姓名，其中有的人在我今天提到他们的名字时，模样就活龙活现地出现在我眼前。
12年内住了13处，爸爸的辛劳可想而知。为了养家糊口，他不得不东奔西走。但爸爸总希望有一个较理想而又稳定的住处安置家人，让自己在奔走辛劳之余也好有一个避风港。
六年“华屋”
1933年chūn，新屋缘缘堂落成了。
关于缘缘堂落成的年代，爸爸在《还我缘缘堂》一文(1938年作)中说“此堂成于中华民国二十二年”，也就是1933年。但在1937年9月1日爸爸为天津钟怀柔先生写的自传中，却有这样的话：
“三十五岁，即一九三二年秋，缘缘堂成，率妻及子女六人返乡，居之至今。”相差一年的文字中，所记载的缘缘堂落成年代也差了一年。孰是孰非，难以判断。我觉得爸爸写文犹如作漫画(而不是作工笔画)，有时只记一个大概。这种情况我发现过不少。因此，我们只能推测为1932年秋开始建堂，1933年chūn落成。
拆了平屋改建缘缘堂的期间我们住到哪里去呢?我想，一定仍住老屋。这才有李家大妈叫我到新屋去拾发火柴的情节。
缘缘堂后面的三间平房，据说是用原来的平屋拆下来的材料建成的。平屋虽已被拆，也得jiāo代一下情况。
爸爸对孩子有特殊的感情，修缮平屋时处处为孩子着想。据说平屋边的空地上有滑梯，有跷跷板，有沙坑，有跳高用的架子，可升降的。平屋的院内有竹子，有大树。那时在没有绿地的小镇上，私人住宅里置备这些设施，是绝无仅有的。所以亲友们的孩子都来玩，把它当作公园。
平屋的格式，有点像后来新建的缘缘堂后面的三间平房，我二哥丰元草是1927年平屋时期出生的。
爸爸造缘缘堂的动机，还是在我祖母钟云芳(1864—1930)去世以前。爸爸虽有过两个弟弟，却相继夭折(我们都没见过)。解决住房的责任自然落到独子身上。何况爸爸那嫁在县城崇德(今崇福)的姑母丰黹红和嫁在湖州练市的二姐丰幼，常回家省亲，窄小的老屋如何容得下。那时爸爸开始有点积蓄了，便答应祖母造新房子。爸爸在《辞缘缘堂》一文(1939年)中有这样一段话：
我三十岁上送妻子回家奉母。老屋哺育了我们三代，伴了我的母亲数十年，这时候衰颓得很，门坍壁裂，渐渐表示无力再荫庇我们这许多人了。幸而我的生活渐渐富裕起来，每年多少有几叠钞票jiāo送母亲。造屋这念头，有一天偷偷地从母亲心底里浮起来。邻家正在请木匠修窗，母亲借了他的六尺杆，同我两人到后面的空地里去测量一会，计议一会。回来的时候低声关照我：“切勿对别人讲!”那时我血气方刚，率然地对母亲说：“我们决计造!钱我有准备!”就把收入的预算历历数给她听。这是年轻人的作风，事业的失败往往由此;事业的速成也往往由此。然而老年人脚踏实地，如何肯冒险呢?六尺杆还了木匠，造屋的念头依旧沉淀在母亲的心底里。它不再浮起来。直到两年之后，母亲把这念头jiāo付了我们而长逝。又三年之后，它方才成形具体，而实现在地上，这便是缘缘堂。
新屋造好后，其实爸爸自己住在这屋内的日子并不多，他总是忙忙碌碌地奔走于沪杭和石门之间。不过他把缘缘堂作为永久居住的一个巢。从沪杭回来，可以尝到“童仆欢迎、稚子候门”的情趣。所以他对缘缘堂要求很高，亲自设计，力求既美观又实用。他在《辞缘缘堂》一文中说：
缘缘堂构造用中国式，取其坚固坦白。形式用近世风，取其单纯明快。一切因袭，奢侈，烦琐，无谓的布置与装饰，一概不入。全体正直，(为了这点，工事中我曾费数百元拆造过，全镇传为奇谈。)高大，轩敞，明慡，具有深沉朴素之美。
所谓拆造，是这么一回事：那块地基是不规则形，南边比北边宽，建筑工人为了占尽地皮，把房子造成和地基一样，致使东面多了一块三角地。估计爸爸当时离开了石门几天，回来发现这一情况，哪里容得!东边的房间北窄南宽，如何摆放家具!这是艺术家绝对不能容许的。他认为，只有住正直的房子，才能涵养孩子们正直的天性。于是爸爸下命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