妈妈也走了
爸爸1975年离世后三年，我的小家庭和母亲就于1978年5月23日搬到了漕溪北路。那时还没有可以买卖房屋的规定，要搬家，只能以房易房。漕溪北路当时是市稍，不大有人愿意把市区的房子换到这里来。但我们看中了这里的房子是一套套单独的，不必爬楼梯。我们急于离开是非之地，所以通过画院由文化局替我们调换成功了。
妈妈搬到这里，高兴极了。因为陕西南路不仅已有了三四家邻居，而且我们住在二楼，厨房却在楼下，很不方便。有一次妈妈在chuáng上呕吐，双手捧着污物，叫唤厨房里的保姆凤珠阿姨却叫不应。一直等到我女儿放学回来上楼才看到。如今一家人和厨房洗手间都在一个平面上，妈妈不仅唤人方便，还可以到厨房去看看煮什么菜，上厕所也不必跨几步扶梯。
妈妈在这里度过了5年安稳的生活，于1983年4月10日去世。她比爸爸寿长10年。爸爸是虚龄78岁去世，妈妈则是88岁去世。妈妈是1980年跌了一跤骨折，躺了几个月后虽能搀扶着走路了，但终于因脑血栓而去世。
由于那时我在爸爸的事上已开始忙起来，所以服侍妈妈的主要是我丈夫阿崔(崔锦钧)他当时已退休回沪。他是至孝的人，而且吃苦耐劳。我至今还记得送妈妈去龙华医院复查接骨情况时的情况。那时不但没有私家车，连出租车也无法叫到。我们雇了一辆“huáng鱼车”，就是人踩的三轮货车，由宝姐扶着让妈妈平躺在车上去医院。huáng鱼车踩得很快，我跟不上。六十多岁的阿崔硬是小跑步紧紧跟随着。虽是隆冬，到达时他满头大汗。得知接骨情况良好，可以慢慢锻炼了。那时也是阿崔双手搀着妈妈双手，自己退走，在走廊里甚至扶梯上慢慢地让她锻炼。妈妈后来得了老年痴呆症，发作最厉害时大骂我和阿崔，这是患这种病的人的特征之一。不过不发作时还和常人一样。
我和宝姐在妈妈已不再能走动只能坐在椅子上的一段时期内，经常陪妈妈说话解闷，还利用录音机把我们说的话录下来。例如给她念诗词，念心经，讲故事等等。宝姐不来或我没空时，我就把录音重新播放。妈妈青光眼，“文革”时期一只瞎了，开了刀，保留了另一只，那时也不大看得清楚了。她以为我们又在她身旁讲了。录音机这东西真管用。
妈妈长期卧chuáng时，我们怕她生褥疮，异想天开地把她的上半身垫高。那时元草哥正好回沪探亲。我们两人去买来一些沙发内用的棕榈条，加上棉花，加上布套，制成了一块十几厘米高的正方形的chuáng垫，让她的上半身睡在这垫子上。我买来一个橡皮扁马桶放在她的下半身。这样，既解决了大小便问题，又不至于生褥疮。
可是，千方百计，还是留不住妈妈。有一天她突然没声音了。赶快送淮海医院，才知她得了脑血栓。经医治后出了院，我们托卢永高先生买来一只医院用的病chuáng，可以摇起来让她换换姿势的。可是这chuáng才睡了几天，1981年4月10日半夜，妈妈说了一句模糊不清的话，就永远离开了我们。
事后，我一直在想妈妈最后说的那句话。共5个字，发音是“我拂神功了”。那时新枚正在上海。我们琢磨了一阵子，恍然大悟。妈妈是要告诉我们“我不行了”。用石门话来说，是“我不成功了”。“成功”在石门话里是“行”的意思。我至今一直在想：人凭什么感觉知道自己快死了?在电视里常看到快死的人往往有此预感。可从来没有人再活过来告诉我快死时是什么感觉，就像从来没人死了又活过来告诉我究竟有没有“yīn间”?有没有“天堂”?有没有“地狱”?有没有“轮回”?
唉，这些都不去想它了。在世的时候好好做一个人，多帮助别人，多造福人类，这才是现实的事!
重建缘缘堂
爸爸在《还我缘缘堂》一文中说：
“在最后胜利之日，我定要日本还我缘缘堂来!”
可是，日本终于没有还我缘缘堂。缘缘堂是靠我们政府自己和新加坡广洽法师的捐款造成的。
1983年2月，故乡传来雪恩娘病危的消息。我和阿崔赶到南圣浜去看她。后来她去世了，我家竟未去人。为了此事我遗憾终生。在这方面我受爸爸影响太深。爸爸一直qiáng调要慰问活着的人，要善待活着的人，不要在去世后做形式上的一套。我则变本加厉了。连葬仪也没去参加。乡下的人对此是很重视的：娘舅家怎么没人来芽选后来我向表弟正东致歉时，他反而十分宽容地安慰我说：“你们忙啊!”唉!再忙也不该忘了礼仪啊。
就在我和阿崔探望雪恩娘经桐乡将回沪时，桐乡宣传部副部长吴珊同志和我们谈了一件事。她说：她快要退休了，但在退休前要办两件事，一是开放茅盾故居，二是重建丰子恺故居缘缘堂。
这个消息做梦也没想到。爸爸要日本“还我缘缘堂”，抗战胜利到1983年已经38年了，日本不还。桐乡却没有忘记运河之水哺育成长的一代艺术家，发起要重建他的故居。我马上把这好消息告诉新加坡广洽法师。法师汇来三万元助建。那时三万元已够建造缘缘堂的房子。但要造就得造在原地，而原地已建造着一家玻璃纤维厂。要让他们搬走，不是那么容易的事。要给他们另置土地，还得付拆迁费等等。这一大笔就由政府包下来了。
1985年9月15日爸爸去世10周年那天，举行缘缘堂落成典礼。广洽法师亲自从新加坡来石门参加典礼。各地来的宾客不计其数。石门镇万人空巷，争着观看这盛典。
缘缘堂对外开放后，海内外前来参观者络绎不绝。
就在这一次，广洽法师离开石门后就到杭州，把6册《护生画集》的字画原稿各450幅无偿捐献给浙江省博物馆，于9月17日举行了捐赠仪式。这套《护生画集》后来出了种种版本，深受读者喜爱。
爸爸魂归故里
这一节的内容，我要借助二姐之子宋雪君和大姐之女杨朝婴的文章(登在丰子恺研究会《杨柳》内部资料上的)来向读者jiāo代。是的，出版这本传记时我已80岁，是该由下一代来接班了，何况爸爸骨灰归故里时我正生病，没有随车同去。下面是宋雪君登载在2006年3月《杨柳》第56期上的文章《丰子恺骨灰归故里》的全文：
我们的外公丰子恺，于1975年9月15日在上海逝世，1979年6月28日，骨灰安放在上海龙华烈士陵园革命gān部骨灰室。
外公是在十年浩劫中惨遭迫害含冤去世的。他的在天之灵也许知道，读者始终都在怀念他。2002年起，由他的大部分亲属主办了“上海弘丰文化艺术公司”，开设了“丰子恺艺林”，大力弘扬丰公的艺术。现在，他最大的愿望也许是早日叶落归根吧。是的，外公1975年chūn曾回故乡，至今已三十多年了，应该回家了。
2006年3月11日，我们丰公的第三代一行8人，担负起了护送外公骨灰回家的重任。他们是：外孙宋雪君、乐岚夫妇，外孙女杨朝婴、倪培良夫妇，外孙杨子耘、施雅芳夫妇，外孙女崔东明等。8时30分，我们开着两辆小汽车到达龙华烈士陵园，将骨灰箱从安放处冷冰冰的箱柜中小心翼翼地取出。朝婴说：“外公，我们带你回故乡去了选”然后将骨灰装入一个大红布袋，放到子耘驾驶的汽车内。雪君驾驶的汽车在后护送，徐徐起步，踏上了回乡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