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是，鲍先生于1931年秋进了上海美术专科学校西画系，1934年夏毕业。在学时期，他仍不断地向老师学漫画。所以毕业后已具备独立创作漫画的条件。无论画风和题字，都和子恺漫画十分相似。1935年起，他的漫画就陆续发表在上海的《太白》、《宇宙风》、《时事新报》和《立报》等报刊上。
爸爸十分喜欢这学生，曾对人说：“接我衣钵者，唯慧和矣!”
在抗日战争时期，鲍先生曾追随老师，于1939年从上海到桂林。爸爸见到他后。在3月10日的日记上写道：
见鲍慧和，乃我流离后快事之一。此人疏财仗义，而又厚道可风。其画之似吾笔，乃出于自然，非普通模仿皮毛之可比也。
鲍先生托爸爸找工作，爸爸介绍他去梧州中学教书。他到了那里，但因梧州被敌机狂轰滥炸，学校已迁往离梧州百里外的深山里。因语言不通，jiāo通困难，鲍先生终于没有去。那时，在郭沫若先生的领导下，宋云彬先生正在桂林担任抗日宣传工作，鲍先生便留下来作抗日宣传画。
1941年，鲍先生到西安工作。据说次年他画了许多宣传画，发表在内地的抗日报刊上。可惜我无法去找，不然真想为鲍慧和先生出一本画册，他的画风太像爸爸的画了。
1943年爸爸曾把自己的画寄给鲍慧和，在西安、洛阳两地举办了丰鲍师生联展。
1946年我们回到上海时，鲍家也住在上海，我们就在他家落脚。
1949年初，鲍师母卜良玉去世，给鲍先生很大的打击。建国后，鲍先生一时失业，爸爸便介绍他在上海正行女中教高中毕业班的语文。那时曹辛汉先生介绍爸爸在景德中学任校长，挂名而已。爸爸就请鲍先生去景德中学兼任自己的代理校长。后来还介绍他到杭州文具商店和印刷厂工作，对这位高足关怀备至。
妈妈和我姨妈关心鲍先生的生活，于1950年替他介绍了自己家乡的一位勤俭忠厚的女子钟玉华为继室，他们在嘉兴安家。但鲍先生在土改时被定为“地主”。(可能他的父祖有一些田产吧)这一“成分”让他背上了沉重的包袱，在社会上倍受歧视，使他长期郁郁不欢。他的性情变得烦躁起来。一个人才就这样被埋没了十多年，终于死于肝癌。
爸爸去世后我与鲍先生的儿子鲍大昕取得了联系。在重建缘缘堂时，我经常经嘉兴坐船去石门，曾去访问鲍先生的继室钟玉华女士。如今jiāo通方便，去桐乡转石门不必经嘉兴了。但仍想念着他们母子。
丰同裕染坊
丰同裕染坊开设在老屋第一进临河的街头，号称百年老店，是爸爸的祖父丰小康(约1843年出生)手里创办的，又说是太平天国(1851—1864)之后开张的(因为太平天国时石门镇曾被烧光)。据爸爸《两个?》(一问空间到何处为止，二问时间从何时开始)一文中所说：
那时我正在父亲的私塾里读完《千字文》，有一晚，我到我们的染坊店里去玩，看见账桌上放着一册账簿，簿面上写着“菜字元集”这四字。我问管账先生，这是什么意思?他回答我说：“这是用你所读的《千字文》上的字来记年代的。这店是你们祖父手里开张的。开张的那一年所用的第一册账簿，叫做‘天字元集’，第二年的叫做‘地字元集’天地玄huáng，宇宙洪荒……每年用一个字。用到今年正是‘菜重芥姜’的‘菜’字。”
爸爸再问下去，就引起自己对时间产生了一个很大的问号。我是很喜欢这篇文章的。但话题不能扯开去。且说由账簿上溯到那个“天”字，当在1844年开张，那时我曾祖丰小康还只一岁。据店员章桂哥说，是1860年丰小康手里开的，据说当时资金是1200银洋。所以丰同裕染坊究竟是哪一年创办的，有待进一步考证。
一般店堂里，总有管账先生、朝奉和学徒各一人。朝奉比学徒高级，管账先生当然更高级。缘缘堂时期，我记得染坊店的管账先生姓张(据说名芝珊)，我们叫他张姆爸(石门话里“姆爸”是大伯的意思)。朝奉是蓉哥哥的父亲丰嘉林，我们叫他嘉林大伯的;学徒就是章桂哥。染坊店的作坊在西边，有王阿康、夏光生两位绍兴师傅。爸爸年幼时学画，就是从作坊里拿的颜料。
据说这染坊店生意清淡。四乡农民虽有自织土布送来染色，但大多要到过年结账。所以平日进益极为有限。一向有“家养店”之称。不过，据说我祖母对这染坊店是很关心的，连职工也不随便回掉。每到年末，祖母总要请店里的人好好吃一顿。那一顿必定有jī。端出来放到桌上时jī头向着谁，就表示要解雇谁。祖母总是把jī头的方向对着空处。
建国后，丰同裕染坊和另外几家合并为“石门印染小组”。
2003年，丰同裕染坊又出现在故乡。只是换了地点，建造在桐乡和石门之间的公路旁;也换了主人，改由我们的亲友经营了。规模大大地扩充，业务也变为专营蓝印花布了。
满娘
满娘在我家是一个重要人物，不能不设专节介绍。
满娘是爸爸的第三个姐姐，名丰满，号庭芳(1891—1975)。皈依弘公后法名梦忍。据说曾名漫忍，所以在爸爸的文章里曾以孩子的口吻称她为“漫姑”。关于满娘的事，大多是听人说的，尤其妈妈有很多关于满娘的回忆。
据说满娘上面两个都是女孩，所以生下来时我祖母原打算把她送掉。我姑婆看她长得漂亮，劝我祖母留下她。稍长大，我祖母就给她缠小脚，她疼得流泪，晚上我祖父帮她放掉。如此反复几次，祖母就不再给她缠了。所以满娘当时是石门镇上唯一不缠小脚的姑娘。我妈妈也缠过小脚，后来放大了，但已太晚，所以走起路来还免不了小脚的样子，但比外婆正规的小脚好多了。作孽的封建残余!
1912年12月，我大姑妈丰瀛在石门镇创办了“振华女子初等高等学校”，校址起初就在我家老屋惇德堂厅内，后迁至大井头。
满娘长大后，到杭州在女子师范似培训班一类读了两年书，回来后在这振华女校教过书。第一任校长丰瀛于1918年以32足龄之英年早逝。满娘就继任了振华女校第二任校长。据说我妈妈在结婚前，曾教过多年书。所以1919年嫁到石门来后，妈妈也曾在振华女校试教过。
满娘是一个新派的女性。在1920年时就剪了双髻，改成短发。据说她和乌镇的徐叔藩先生结婚时，新郎按当时习俗穿了长袍马褂于傍晚来迎亲，满娘非要新郎改穿西装礼服不可。于是派人到崇德向我姑婆家借来换了，满娘才肯上轿，到乌镇已是半夜后。
满娘的婆母封建思想严重，要满娘留在家里不工作。满娘不耐寂寞，有时去友人茅盾孔德芷夫妇和茅盾的弟弟沈泽民处走动，他们也来看他。婆母不喜欢满娘与人jiāo往，也不喜欢她常回娘家。满娘受不了，有一次回娘家后就不肯回去了，提出要离婚。我祖父早在1906年就已去世，我祖母思想还算开通，她表态说：“糙米粉再搓也搓不成糯米团子，这两个人不可能再团圆。”当时离婚是极其稀有的事。无奈，由我爸爸约请了曹辛汉、茅盾两位朋友，一起在嘉兴曹家，与在嘉兴教数学的徐叔藩姑夫谈判。终于签约离婚，曹辛汉与茅盾两位先生就当了离婚的证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