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深感没教育好女儿，做出这种丢人输理的事情无法向肖万夫和易琴jiāo代，嘴上却把责任推给贺小羽的领导，说现在这些gān部不知是gān什么吃的，自己的下级有了第三者不知道，怀了孕不知道，打了胎不知道，他娘的该知道的都他娘不知道，不知道他娘的知道些什么?他抓起电话要找龙振海，问他武警的政治思想工作究竟是怎么搞的。贺东航忙说这种事情就别惊动龙副司令了，我先了解了解再说。母亲也担心把事情捅大了，搞得小羽无法工作，她现在搞的是中国最伟大的水力工程，还是模范呢。
贺东航决定搞个“2+1”会谈，作为他挽救小羽和安慰父母的实际行动。他给肖大戎打了电话。大戎情绪低落，说小羽电话里都说了。贺东航要他立即回来，三个人一起谈谈，再做做小羽的工作。大戎很感激。
冷云这些天入睡晚，醒来早，睡了跟醒来差不多。跟贺远达的那段事总在脑子里撞来撞去，不知是梦还是在回忆……
本来一进dòng房她就惴惴不安，贺远达带有古老民族特色的祭祀活动又搞得她挺害怕。她正在思考还会出现什么情况，冷不防他从侧面抱住了她。她要挣脱，却听见男人在抽泣。他并没有要推倒她的意思，就依在她的肩上哭，哭声很压抑。她感觉到肩头很快湿透了，就有点慌。不知怎的，她就像平时劝慰伤员一样，用尚能活动的左手拍拍男人的一只胳膊，轻轻说，别哭，有什么话说出来，不要憋在心里。她趁机抽出身，给他拿了条热毛巾。
他听了劝，顺从地坐在chuáng沿上，开始了令亚敏惊心动魄的叙述……
贺远达说，我今天不敢想他们，他们吃苦比我多。我今天喝酒，吃肉，娶老婆，心里有愧。他们都是在中央苏区当的红军，都参加了第四次和第五次反“围剿”，也都是从于都桥开始长征的。电话班出发时有14个人，湘江战役牺牲了6个，人员没有补充。
安顺场是大渡河边的一个小镇子，是个过河的渡口，我的家离安顺场不远。1935年5月初，一连几天城里城外都闹哄哄的，传说共产党的队伍要来了，他们都是红头发、绿眼睛，要搞“共产共妻”的。我不怕共，我一没有产，二没有妻，谁知我也倒了霉。我给财主家放的牛走失了一头，那头牛偏偏是财主儿子娶媳妇的定礼。财主很恼，捆上我一顿饱打。我正哭叫的时候，来了几个穿灰衣服、操外地口音的男人，他们夺下财主手里的树条子，放了我。打头的是个瘦高个子，湖南口音，他就是蔡石班长，正带着架线班给团指挥所架电话。那天红军没住下，继续朝安顺场方向急进，蔡班长他们撤了电话线也要走。这时我做出了这一生中最重大的决定，当红军去，因为不走还要接着挨打。蔡班长嫌我小，我从他手里抢过几个后来知道叫线拐子的东西，说我能行。
那一年我13岁。
这是我的第一个战斗集体，红一军团前卫团电话班，加我全班9个人。
起先我还吵吵嚷嚷要下战斗班，没过几天就知道了电话班的任务非同寻常。部队宿营，我们要开通团部到各营的电话，还要试线，排除故障，休息很晚。部队转移，我们在后面撤了线还要赶到前头去。遇有战斗，要立即架设团部到各营指挥所的电话，战斗中还要随时抢修线路，保证指挥畅通。我很快就能单独完成任务，但班长总把我带在身边，给他打下手。我们到团部架电话，团长、政委见了我还开玩笑：这不是蔡石的传令兵嘛!
全班都拿我当宝贝，处处疼着护着。我也惹人喜欢，架线、收线能顶个大人用。班里对拿我当儿子还是当弟弟展开了争论。蔡班长说当然是小弟弟嘛，红军战士亲如兄弟。副班长刘文才说不行，得当儿子，上阵父子兵嘛。他是江西瑞金人，30多岁，老婆孩子都留在中央苏区。他又说这伢子太小，jī公还没有毛哩，喊你们什么也不要qiáng求一致，你们喊他弟弟，他喊我爹。大伙上去就把他掀翻了，都争着让我喊爹。
刘文才想老婆孩子，连我都能看出来。宿了营，架完线，他躺下就发呆。我问他又想娘了吧?他说刚忘记你又提起来。他晚上搂着我睡，说老子搂儿子。他常对我搞“策反”，让我执行任务跟着他，别给班长当传令兵。那时饿饭是常事，饿得睡不着就数星星。他常说我面相好，是个后福绵绵之人，他看不错的。到全国都变成苏维埃了，要我娶个老婆，不能到老还是童子jī。我说我不娶。他说，傻崽，娶了老婆你就腾云驾雾做神仙了。你有那一天一定告诉我哟，那时候你就是营长了，营长也不能忘了爹。其他人也跟着起哄：要娶的，要告诉的……
今晚我不想说长征多艰苦，战斗多残酷，今后有时间。我只告诉你我们班这八个同志现在在哪里。
在哪里呢?在从泸定桥到六盘山的一万多里路上埋着，他们一个一个都牺牲了。
最先去的叫王玉文，湖南人，他jīng力过人，能连续几天不睡觉，走路打个盹还能撑半天。他在泸定桥南端架线时，被敌人从对面打来的迫击pào弹击中，埋葬在营盘山一棵松树下面。第二个牺牲的叫老曹，名字忘记了，他是去夹金山的途中，在一个叫化林坪的地方遭敌人阻击牺牲的。徐西林长眠在一座看起来并不高的雪山——沙窝山上，他抢了我的线拐子先上去，我到山顶时见他和几个人围着火堆取暖，叫不应，过去一碰就倒了。我们用雪和冰块埋了他。
出了毛儿盖便进了草地，又倒下我们两个同志。闽西人齐冬生喝了沼泽里的水，水有毒，他喝了就拉肚子，一直拉死。刘文才护着我过草地，我背的三个线拐子被他夺去两个。那天一阵大雨下过，我噗哧一声陷进泥水里，一挣扎，大半个身子陷下去了。我抓住一把草正扑腾，多亏刘文才离我近，把我拽上来，拉着我继续走。还叮嘱我，伢子，陷进潭里千万莫慌，赶快躺倒身子打滚，这是前卫营传授的经验。正说着他就一头栽倒了。他和齐冬生都没有埋，死掉的其他同志也都没有埋，用什么埋?哪里有土!后续部队不用向导，沿着一具具尸体走，就能找到宿营地。
长征最后一场硬仗是攻打天险腊子口，老战士周大光牺牲了，他是在抢修电话线时被流弹击中的。这时是1935年9月中旬，自安顺场参加红军至今刚四个月，全班八个老同志死掉了七个，只剩下班长蔡石了。这期间团里几次为我们补充人员，补充进来的同志也有牺牲，牺牲了再补。
班长一天比一天黑，一天比一天瘦，身上的线拐子一天比一天多。过雪山以前我就发现，他时常用线拐子抵住右肋部，眉头紧皱，头上冒汗珠，经常整夜睡不着，但一有任务总是一马当先。过草地的那三天，每当我饿倒下的时候，蔡石总能找出点食物救急。开始是一小把青稞，以后是几小块肉gān，再后来是一小把野韭菜花。虽说都是一点点，但每次都给我夺回了命。
到了哈达铺，部队进行整编，补充给养，我以为大苦大难过去了，谁知蔡石班长没能离开哈达铺。回回出发都是蔡班长叫醒我，这次是我叫他，没叫醒，一摸，人凉透了。以后我想，蔡班长是累死的，饿死的，病死的，他常用线拐子抵住的那个地方叫肝区。你是医生，你该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