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含着眼泪答应了政委的“提媒”。
说句实在话，我当时并不知道王永富是谁，部队一般都叫官职，我只知道他是“协理员”。政委见我答应了，就把王永富叫到他的办公室，让我们见了个面。没想当天下午，王永富就打了结婚报告，要我签字。我当时既感到惊讶，又感到可悲和好笑。我当即就把那报告扔到火里烧掉了。我说你等着吧!
不久，我考上了军区卫生学校。虽然这婚姻是qiáng加给我的，但我已答应嫁给他，就绝不改口。所以在学校时，有人追我，我都以我已订婚为由来回绝了他们。还有一个一起参军的同学，他是为我来新疆的，到乌鲁木齐分兵时分开了，他不知我去了哪里，他考到了沈阳外贸学院。毕业后，他又要求来到了新疆，他到处打听我的下落，终于得知我在卫校，就向我讲了他为我做的一切。
我当时非常感动，但我只能告诉他，我已订婚了，我不能接受别人的爱了。
毕业后，我本来可以留在乌鲁木齐，但我要求回到焉耆，以实现自己的诺言，我与王永富很快就结了婚。以后就随着他在塔里木来回调，在这种共同生活中，随着日子一天天过去，像那个时代的很多婚姻一样，彼此虽然谈不上有多深的感情，但可以说有了所谓的“革命友谊”——我只能这么说。后来，随着四个孩子的陆续出世，我们的关系因孩子而得以维系和加深。
王永富也是个苦命人，十四岁被国民党抓了壮丁，十八岁——也就是1948年被俘，当了“解放战士”，由于他作战勇敢，立过很多功，解放当年就入党了，不久又提了gān。没想“文革”一开始，就把他打成了“阶级异己分子”，后来又被打成了“现行反gemin”。他六八年被迫害致死，时任农二师三十二团政治处主任。
得知他的死讯，我当时根本不敢相信那是事实。但我连去见他最后一面、向他遗体告别的权利都没有。
当时我最大的孩子十岁，最小的才四岁，看着四个嗷嗷待哺的孩子，我不知道该怎么办。丈夫死了，接下来的目标就对准了我，孩子们也受到歧视。为了孩子，我决定逃回湖南去，希望故乡能够庇护我们。
没想我回到故乡以后，那里比新疆更乱，斗争也更加残酷无情。我不但自己没有得到庇护，还马上给父亲带去了灾难，因为他女婿是反gemin，他接受我们，就是叛徒。斗他，也斗我。我只好凄惶地留下老大和老三，带上老二和老四返回新疆。
我千里迢迢回到故乡，却经受了这样的打击，天地之大，却没有我们母子的立足之地。当我踏上火车，回望故乡时，我抱着孩子号啕痛哭起来……
我不知该往哪里去。
我只能再回新疆，即使它当时对我而言无疑是地狱。
回疆的路变得那么漫长，如果不是为了孩子，我真想从飞奔的火车上跳下去。我绝望极了。
我回到了塔里木。回来就听说与我一起入伍的战友周向荣被打成特务后，被折磨成了神经病，住在医院里，我要去探望她，他们不让。还有战友覃筱薇，父亲是国民党的师长。1956年反胡风时，要学校必须划一个“胡风分子”，她因为平时爱写诗，就把她划上了，开除了学籍、军籍，发配到焉耆种马场，和一个shòu医结婚了，“文革”开始，她自然逃不脱受折磨的命运，但她一直挺着，我从湖南回来，听说她已自杀了。
我当时内心的恐惧可想而知。
父亲被打成叛徒后，日子非常难过，根本照顾不了孩子，1970年，刚满十一岁的老大带着老三，自己从长沙回来了。他们找到农二师驻乌鲁木齐办事处，办事处知道是我的孩子后，打电话让我去接。没想我当时身不由己，迟迟动不了身，待我赶去，孩子已自己搭采购站的车回到了家中。
为了孩子，我后来与1956年支边来疆的一位河南青年结了婚，他是连队的材料员，他守着自己的母亲，一直没有结婚，他是个好人，与我一起把四个孩子哺养成人。但不幸的是，他在1996年也因癌症去世了。
我和他们不能说有什么真正的爱情，但我怀念他们，也感谢他们与我共度苦难的时光。我们是苦难中的搀扶者——苦难中的相互搀扶——哪怕仅仅是从心灵上的，对我们这些普通人来说，也显得尤其珍贵。
作为一个普通百姓，我们的苦难显得微不足道，但我们不能遗忘。
我退休了，我常常找一些反映那个年代的书来读，我没有读到一点良知。
这比什么都可怕，是的，比什么都可怕……
是的，我只是历史漩涡中的一滴水，是苦难搅拌机中的一粒沙，无论幸与不幸，都不是自己能把握的，自己能做到的，就是尽生命的全部能量，去承受苦难。当苦难结束，自己仍然活着，这就意味着苦难已被战胜。
我活着，所以，我现在可以说，我是个胜利者!
文汇涓：跑到新疆找“爸爸”(1)
文汇涓：男四十，女十八，跑到新疆找“爸爸”
我和崔曼琼是一起入伍的。我当时出来当兵的目的，就是想减轻家里的负担。因为我当时考上了初中，却没有钱读了。崔曼琼是宁乡人，她家住在湘潭，她父亲在杂货店当伙计。因为她是独生女，日子还勉qiáng过得去。她考上兵后，回家去拿被子，怕父母不放人，就说自己在长沙找了个工作，她父母就放心地让她走了。
她在湘潭有个对象，已经订婚了。她对象的父亲是国民党军队的一个旅长，解放时被镇压了。虽是媒妁之言，父母之命，但订了婚的，还是不能反悔。她走时给对象留了一封信。她对象得信后就与她父亲追到了长沙，要接她回去。她当时因是独生女入伍，说她思想进步，还作了报告，是“先进分子”了，所以她父亲不可能把她接回去。
崔曼琼说，我军装都穿上了，怎么能脱下来呢?
她父亲说，我就你一个女儿，你怎么能离开我们呢?你妈已哭了三天三夜，眼睛都哭肿了，你就可怜可怜你妈，跟我回去吧!
崔曼琼说，不管怎样，我要去参加革命，去保卫边疆，去追求自己的理想。过去说好男儿志在四方，现在是好儿女志在四方。你回去劝劝妈妈，让她不要伤心，我到了部队，会经常给她写信的。
她父亲只好流着泪走了。
我们是4月2日离开的湖南，到西安后，就有人在讲婚姻问题，说什么配对呀之类的话，但我并没有在意。我和崔曼琼当时想的都是进工厂。
一路的荒凉别人都已讲过，我就不说了。到了哈密，就有一部分人留了下来。我们当时也担心留在那里。我对崔曼琼说，如果让我们留下，我们一定不答应，因为前面还有更大的城市呢!其实，当时的迪化比哈密大不了多少，破破烂烂的，一片萧条，但总比绥来qiáng得多。“一座城，两条街，三家店铺，四户人”就是它的真实写照，南方再穷困的乡镇也跟它差不了多少。我分到了二十六师政治部宣教科，任青年实习gān事，负责团委的工作，崔曼琼则到了石河子二十二兵团直属机关政治处宣教股。我们当时都很高兴，原只想来当个工人的，不想都进了机关。同来的好多老乡都去了团里、营里开荒种地，与她们相比，我们吃的苦少多了，感到十分幸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