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曼琼跟我的情况差不多。她虽然坚决不找老gān部，但1977年，她的丈夫也去世了。
崔曼琼除五二年在兵团财务部工作过一年，其余的时间都是在石河子度过的。她之所以能留在兵团直属机关政治处，就是因为当时的主任看上了她。主任当时已三十七岁，找她谈话，她见了面后，就在心里说那人跟她父亲的年龄差不多嘛!所以当即就不愿意，但又不好明说，只能以自己家里已经订婚为由来搪塞。那主任就问她未婚夫是谁，在gān什么工作。崔曼琼就告诉了她未婚夫的名字。并说他父亲是国民党军队的一个旅长，已镇压了，她未婚夫在做生意。那主任听到这些情况后，知道她历史比较复杂，就算了。但她万万没有想到，那个早已与她没了任何往来的未婚夫使她在“文革”中被打成特务不说，还划成了“历史反gemin”。当时，有这两大“罪行”就可能被杀头，她没被杀头，但受的罪却可想而知。
当时，她对bī她结婚的人说过，我即使找个炊事员，也不找老gān部。别人就有意给她介绍了食堂管理员巫明清。
巫明清是四八年抓壮丁出来的，在瓦子街战斗中被俘后当了解放战士，后任机枪班班长，进疆后是个排级gān部，年龄要小些。但在战斗中受过伤，心脏不好，不知是不是因为这个原因有意让他们配对的，反正，巫明清的身体在他们婚后不久，就慢慢不行了。但他对崔曼琼还是不错的，特别是在“文革”中。崔曼琼曾对我说过，如果不是巫明清对她的理解，她早就活不下去了。他对她说，除了人家把你打死，把你枪毙掉，否则，就一定要活着。他还说，人家不相信你，我是相信你的，不是有那么多老同志、老革命都在挨批挨整吗?崔曼琼主要想不通的是，自己何以在一夜之间成了罪人。是的，一夜之间，一切都变了。黑与白，是与非，世界一下变得让人恐惧了。那时候，有好多人被bī得上吊、触电、吃药、跳水，自杀了，受不了呀!但崔曼琼始终抱着要活下去的信念。她听了丈夫的话，就对造反派说，你们要打死我，那是你们的事，你们不打死我，我就要活着。那个时候，女人显得比男人更有忍性。她可能不是为了什么真理呀，正义呀，她可能仅仅是为了家庭，为了孩子，或仅仅是为了活着，就可以忍受下那常人难以忍受的苦难。
崔曼琼从“文革”一开始就受到冲击，收音机、烂手表都被想像成了“敌特”工具。那些人的想像力真是丰富。有人还怀疑她牙齿里可能装有一部敌人的电台，要把她的牙齿全部敲下来检查，游街批斗自然是少不了的，平时哪种活儿苦，哪种活儿累，就让她gān。别人怎么打她，斗她，她从不掉泪，但后来平反念平反材料时，她却哭了。为什么?心中委屈呀，五年的苦降临到你头上，到最后，一纸“斗错了”的话就完了，而自己究竟为什么受了这些罪，却仍然不清楚。
反是平了，但她仍被弄到下面劳动，接受劳动改造，这自然少不了苦吃，熬啊熬，好不容易熬到“文革”结束了，她的丈夫又去世了。哎呀，那心中的苦呀，真不知该怎么说。
我们结婚早的，因为找的大多是老红军，老八路，最低也参加过解放战争的，长征，打日本，后来又是保卫延安，解放陕甘宁，进军新疆，南征北战，谁没有在枪林弹雨中出生入死过?到了新疆，又是开荒屯田，身体就是铁打的，也会生锈呀，何况那是凡胎(禁止)呢，他们身体早就垮了。加之年龄又比我们大十几二十岁，这就注定了我们好多女兵得中年守寡。
有一份材料中说过，当年组织分配结婚，多为老夫少妻，一般男比女大十几岁或二十多岁，有打油诗曰：“婚姻法，婚姻法，男四十，女十八，跑到新疆找‘爸爸’，配的是夫不是爸，生儿育女把根扎。”男性寿命本来就低于女性，不少人三四十岁即丧夫，孤儿寡母，少人照顾，日子难熬，很是苦恼。虽有再婚者，多是不幸福，有的再婚数次，最终仍孤身一人。她们为屯垦戍边作出了贡献，把苦涩埋在了心底。
这说的的确是实情。你看看《我是湖南人——新疆石河子湘籍人名录》那本书就知道，在很多女兵的简介中，提及配偶时，多是“已故”两个字，看着的确让人心酸。
王建华：协理员把一封信塞到我的手里(1)
我是1952年3月从长沙出发的，当时我才十六岁。那批女兵很多，共分了三个大队。我在三大队，有八百多人。车队行进在路上，前面看不到头，后面看不到尾，尘土扬出几十里，显得十分有气势。
我到达二十七师时是在五月。新疆的大地正在苏醒。天山上白雪覆盖，像一面银白色的屏障，横在南北疆之间。到处是在缓慢消融的积雪，枝头刚刚萌出星星点点的绿意，几只乌鸦飞翔的姿势也显得轻盈起来，麻雀的叫声中也有了掩饰不住的欣喜，阳光不再浑浊，而是像流动的水一样明亮起来。
二十七师一共分去一百多名女兵，我留在了政治部组织科，任见习gān事，是一百多人中唯一留在师机关的，所以觉得十分幸运。其实是师部协理员看上了我，有意把我留下的，和许多女兵一样，我当时并不知道。
开始，协理员找我帮他写家书，我同意了。后来，我发现协理员的家书越写越频繁，姑舅姨表，堂兄堂弟，侄儿侄女，包括同村的邻居等，他都在不停地给人家写。开始十天半月找我帮着写一封，然后变成了每个礼拜找我一次，再然后是两三天找我一次，最后每天都要找我帮忙写信。我当时年纪很小，并没有在意，只是觉得这个协理员很想念家乡，很想念亲人——他对家乡和亲人的爱甚至使我深受感动。
但有一天，协理员红着脸，非常紧张地来到我面前，支吾了半天，说，王建华同志，我有话要对你说。
我当时觉得很奇怪，他突然变成那样，也使我觉得很可笑，就说，你是首长，你有什么话就说吧!
他的脸更红了，一直红到了脖子根。过了好久，他也没有憋出一句话来，却把一封信硬塞到了我的手中。
我们抬头不见低头见，你给我写什么信呀?我深感奇怪，忍不住问他。
我有一件事一直想跟你说，但你知道，我这人不会说话，我觉得在信中说着方便些。他语无伦次地对我说。
我看一看有什么事。我说着就要把信撕开。
协理员更是不好意思了。你先不要看，我走后你再看吧!他说完，就慌忙走开了。
我拆开信看后，知道是一封求爱信，我又羞又生气，就把信撕了。
协理员一直在等待着我的回音，见我好几天都没动静，就壮了胆子前来问我，那封信，你看完了没有?
我当时还是个孩子，心灵单纯，当时看了那信很生气，但过了几天后，也就没再把那件事放在心上。协理员一提起此事，我不由愣了一下。待明白他问的是什么事后，就毫不客气地说，你这么老的同志，给我当父亲还差不多，你却写那样的信给我，我当时就把信撕掉了。
协理员尴尬地站在那里，脸上红一块、白一块的，过了好久，才低着头，转身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