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丈夫带的是筑路工程处十一团值班连，他们全副武装地到了已没一丝人烟的巴尔鲁克山上，一边守卫那里，一边组建十二团。我也带着孩子去了……
其实，这里是一片不宜于农耕的地方。这里有时九月份就开始降雪，到来年五月份还是银装素裹，冰天雪地。有名的老风口就在额敏附近。这一带风大雪狂，一旦风雪来临，就有行人被困、人员死伤的事情发生。所以驻在额敏的边防团专门配备了一个装甲连，以便在风雪来临之后去抢险救人。
王艳萍：边境告急!新疆告急!(2)
乾隆二十九年(公元1764)在塔尔巴哈台设参赞大臣时，参赞大臣阿桂就借口：“雅尔地方向来雪大，而牧场遥远，近城所有地亩，不敷五百兵丁耕种”，要将雅尔城东迁。乾隆皇帝得知后，大发雷霆，斥责阿桂“于心何安”。但雅尔城终因“其地严寒，军民不堪其苦”，于1766年东迁。新城“每年四月动工，九月雪凝冰冻，即须停做”。修城尚且如此，耕作无疑更加艰难。
我们几个一起来的妇女，看到这荒山野岭的，没有住，没有烧，没有吃，就哭着不肯下车，男人们越劝，女人们就哭得越伤心。是啊，从到新疆来已十多年过去了，原以为在戈壁荒漠中开出了良田，节约每一分钱，每一根线，办起了工厂，常人没有吃过的苦已吃过了，该吃的苦已吃完了，没想又到了这样一个一无所有的地方。
又得开荒，又得烧牛粪，又得住地窝子，已吃过的苦又得吃，已受过的罪还得受，而这里比原来的地方更为艰苦。更主要是因为孩子，原来受苦受累终于给他们创造了一个成长的环境，到了这里后，托儿所没有了，学校没有了，他们会变成一群小野人。我们包含着复杂情感的哭声，使男人们也掉下了眼泪。
他们最后也大声哭泣起来，这些男人的心里比我们想得更多，他们所肩负的也就更多。
他们一哭，我们就不哭了。我们为自己的哭而愧疚，在这里，哭是需要的，而更重要的，是一起面对一切困难，重新开始。
我们连的家当是两口铁锅和几张羊皮，当时还是国家最困难的时候，吃的是混着玉米芯子和葵花芯子的“高产饭”;又住进了地窝子——地下挖几个坑，篷上几根gān树枝，盖上些刚割来的野草，再在里面铺上些枯树叶，打开背包一铺，就住下了。然后开始开荒，抢种冬麦，还要站岗放哨，一天最低也得工作十五六个小时。两口铁锅，一口做了个木盖子，蒸“高产饭”窝窝头，那窝窝头一百克左右，每人一顿一个。另一口锅里煮萝卜片，没有油，只有盐，每人一小勺。黑面和玉米面只有妇女生孩子时才照顾给十几斤。
当时住的地窝子，即使是地窝子，也不是每户都有一眼，我们这些有家属和子女的gān部职工七十二家合住了十一眼，每眼地窝子住六七家人，其实就是一个用布帘隔开的大通铺。
在创业阶段，我们头脑里几乎抹去了“房子”的概念，更不去奢望有“房子”住。无论职务高低，大家都住地窝子。我调到乌鲁木齐工作后，终于住上了土坯房。但刚住上没几天，又来这里住地窝子了，于是就有了既幽默又辛酸的故事。
有一年，有一个叫马万才的同志半夜起来解手。可能是白天工作太辛苦，也许是里面太黑，住的人家太多，难以分清楚，加之又睡得迷迷糊糊的，他解完手，摸黑进了一个“家”里，倒头便睡，不一会儿就被人从chuáng上揪了起来。原来马万才摸错了家门，睡错了chuáng，把主人从chuáng上挤下来摔醒了，主人这才发现来了一个“侵略者”。这事儿像风一样传开了，从此人们见了马万才都会把他取笑一番。
我们到巴尔鲁克山一年之后，连队有年轻人要结婚，共有四对，连队决定把全连唯一的一间牧民作“冬窝子”的房子腾出来作新房。房子是用石头垒起来的，很小。大家挖掉厚厚的牛羊粪，铺上gān草，然后每对新人之间只留下十多厘米的间隔作为分界线，四对新人的新房和婚chuáng就收拾好了。新婚之夜，有个小伙子半夜出去小便，天气冷，小伙子进屋就摸被窝。一摸，不对劲——咦，怎么chuáng上还睡了一个男的?自己的新房里怎么会有别人?——他以为那是他一个人的新房呢，没记起还有另外三家。他一把把chuáng上的小伙子拽起来，拉着就要去找领导，吵嚷得其他人都醒了，点亮油灯，才知是自己摸了别人的被窝。后来，大家就给他起了个外号叫“迷糊”。
山上没有学校，孩子们上学要走三十里山路。他们自上小学开始就只能住校，夏天一两个星期回家一趟，冬天雪大，只能一两个月回家一次。巴尔鲁克山láng多，他们不时遇到láng坐在路中间，贪婪地盯着他们。孩子们吓得直哭，他们就用哭声和吼叫声与láng群较量。后来，他们上学时，家长们就给他们备上一挂鞭pào，专门用来驱láng。冬天，山上的雪很大，至今还不时有封住山路、不能通行的情况发生。孩子们冬天趟着没膝的大雪，要走十几个小时，到家里大腿以下的裤腿全结上了冰壳，鞋子和裤子常常脱不下来。见到孩子那个样子，哪个做母亲的不心痛呀!
我们的孩子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中成长起来的，有人说他们“生在地窝子，长在泥土中”，从小就经历了艰苦的磨难。
在塔城地区，原中苏边境共有三百八十余公里边境线，我们这些屯垦战士迅速建成了八个边境国营农场，其中三十七个连队的四十七万亩耕地与苏联接壤。
解放之后，国家一直把苏联作为“老大哥”看待，中苏边境一直是有边无防，这也是“伊塔事件”中大量边民能够通过边界涌入苏联的原因。
中苏边境有三条线。一条是1864年《中俄勘分西北界约记》形成的不平等条约线。第二条是苏图线。也即是苏联地图单方面标示的国界线，它将我国的六百五十平方公里领土划入其版图。这样，就在不平等条约线和苏图线之间形成了争议区。我国边民始终没有放弃在这些争议区内生产、放牧和居住。由于苏联军队不断越过苏图线向我方推进，并不断发生边境冲突和武装挑衅，1962年由两国总理达成边防谅解，互在原地不进不退，维持现状，就形成了第三条线——实际控制线。但苏联依仗其qiáng大的武力，在中苏关系紧张的年月里，仍不时越过实际控制线。
1963年，苏联边防军人抓走了执行边防任务的班长李增和和另外两名战士，抓过去达一个星期，经外jiāo途径jiāo涉后，才放回来。
1969年5月，加曼奇的三名农工按照边境协议在双方共用的界河里放水浇地，被苏联边防军人抓走，经多次会晤，才送回。
同年8月13日，我铁列克提边防连官兵前往边境巡逻，突然遭到苏联边防军人的伏击，他们动用坦克和武装直升机。打死我边防官兵二十五人，随军记者三人。
1979年中苏关系最紧张时，苏联在中苏边境陈兵百万，双方均加紧战备，老百姓都纷纷往口内迁移。当时只有建设兵团和部队没有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