处于新疆当时的情况，未婚男军人那么多，且多数人年龄偏大，而已到婚龄的汉族妇女又是那么少，内地的女青年又是逐步来新疆的，所以军人的婚姻问题，也只能按职务按年龄按参加革命的时间，分批逐步解决。1951年11月，新疆军区(规定)：凡1949年进疆的军队gān部、战士和一切转业地方机关、工厂工作的原有军籍人员的家属子女，均可接入新疆。当年，有一千多名家属来疆随军。1953年，新疆军区所属部队，分别整编为国防部队和生产部队，都是现役部队，只是执行任务不同。1953年7月，新疆军区政治部gān部部制发国防部队婚姻条例，规定凡具备现任营以上职务gān部;具有三年军龄的二十六岁以上的连、排gān部;1936年7月7日以前入伍的红军战士;三十岁以上并有六年战斗历史的老战士等四个条件之一者，可将家中爱人接来部队。后来，随着妇女的增加，生活条件的改善，又放宽规定，凡是gān部都可以结婚或家属随军。老战士多数调到生产部队去了。到1955年，军队gān部的婚姻问题基本解决，生产部队的战士，也有一部分成了家。随之，大批招收妇女进疆的工作，也就基本结束了。后来结婚的，主要是探家回原籍找的配偶，还有一些是院校分配来的女学员。
当时的确是没有办法，驻新疆的绝大多数部队要在这里扎下根来屯垦戍边，二十万gān部战士的婚姻问题解决不了，军心难稳。王震也不能让他们打着光棍在这里吃苦受累搞建设。再说，新疆地域辽阔，地广人稀，王震高瞻远瞩，着眼长远，认为要开发建设新疆，也必须从内地迁移相当数量的人口。所以他在1950年初秋，就派二军六师政委熊晃到湖南去征召女兵。他认为湖南妹子能吃苦，如果能招到一些有文化的女学生，来后可以先解决团营gān部的婚姻问题。他给湖南省委书记huáng克诚、湖南省政府主席王首道写了一封信，请他们大力协助。王首道、huáng克诚对新疆军区招聘团的工作给予了大力支持，把营盘街的一栋楼拨出来，作招聘团办事处，还在《新湖南报》上不断刊登消息报道，动员女青年参军。因为报上只说到新疆后可以进俄文学校、可以当纺织女工，当拖拉机手，没有提“婚配”的事。所以全省各地的女孩子闻讯赶来，争先恐后地来到营盘街报名应征，使辛弃疾和左宗棠曾屯过兵扎过寨的营盘街一时间也成了长沙最热闹的去处。
王庆国：父亲的信一直追到了新疆(1)
“革命的来临并没有披着节日的盛装，倒像个风尘仆仆的士兵，或者像个外科医生。革命翻耕了几千年来发霉生活习惯的底层”。巴乌斯托斯基的话就是我五十年前最真实的感受。但我心中渴望光明的未来尽快到来——像童话中的情景，一夜之间就有新鲜的空气，有花园和森林，有崭新的城市在我眼前出现;阳光、风和鲜花代替监狱、挨饿和难以承受的没有尽头的劳作;到处是愉快地创造财富的工人，被太阳晒得红黑的健康的农民，幸福的老人，快乐的儿童，永远追求着的艺术家……
这些希望让我快乐，不时有一种革命的冲动，但我的出身又使我惶惑，甚至有些恐惧。虽然刚解放时，一切看起来还是平和的，但由于我出生在国民党将军家庭，使我总觉得有风bào会随时从不远处刮来。
我父亲王作凡毕业于huáng埔陆军学校第五期，后到南京陆军大学深造，毕业后留校任教官，1939年曾去延安考察过。后出任国民党军五十七军副军长、代军长，中将军衔，参加过中缅边境对日作战。抗战结束后，五十七军解散，他任中华民国国防部高参，名分不错，但是闲职。父亲思想僵化，但也不主张中国人打中国人，反对民族内耗。淮海战役打响后，国防部以给他提升两级为条件，要他参战，他不去。他说，你们不用升我的官了，就这高参我都不想当了，我想解甲归田了。
解放军兵临长江北岸，国民党政府一片混乱，往台湾撤退时，父亲不愿意去，但又不能直接拒绝，他说，我一家大小十多口，你们这么多人挤飞机，我还去挤gān什么。来通知他的军官揶揄地说，那给你一架专机行不行?父亲脾气bào烈，这也是他一生不很得志的原因，他大声对那位军官说，不要说一架专机，就是给一艘航空母舰我也不去。1948年下半年，父亲带着全家从南京回到湖南老家。
刚回老家不久的一天清晨，全家人从睡梦中被惊醒了，只见全副武装、荷枪实弹的解放军战士突然包围了整个院子，人数不少于一个连。全家人当时吓坏了。我心想，他们肯定要枪毙父亲了，先枪毙了父亲，然后是母亲，再是哥姐弟妹和自己，全家人恐怕都活不成了。想到这里，我害怕得流下了泪。
父亲倒很从容，他自己出去接见了解放军，并将几名代表迎进堂屋。家里的其他人则心惊胆战地躲在堂屋后面。他招呼那几名代表坐下后，说，你们不用包围我们，我如果有罪，我自己前往承担所有的惩处。
他们又谈了一些什么，气氛还可以，一点激烈的争吵也没有发生。然后，解放军就撤走了。
没过几天，父亲决定把全家搬到长沙去。他说，这里不能住了，遇到的这个解放军连长很讲道理，假如遇到一个莽撞些的咋办?长沙那地方大，有事的话，可能要好办一些。
去长沙后，我父亲的一个朋友有一天来到我们临时租的房子里，对我父亲说，作凡老兄啊，你现在有两条路，一是去台湾，二是去北京找毛润之先生，你们三九年见过面，对于内战，你参与很少，他至少会给你一条活路。
父亲叹息了一声说，在延安时，润之先生让我留下，我没有答应，现在到了这种境况，再去求他，我怎么好意思?我如果愿意去台湾，早就去了。唉，没想到自己戎马半生，最后却不知道该在哪里落脚啦。
我当时已能体会父亲复杂的心境，但时间把这一切慢慢地冲淡了。全家人逐渐从惊惶中走了出来。五○年元月，我以优异的成绩考入长沙省立高级工学学校化工系，这无疑给父母带来了一丝慰藉。
学校的校园很大，四野文工团当时就住在学校里。这是我第一次这么近地接触解放军。我发现他们之间团结、友爱，也没有官兵界限，觉得与国民党部队不同，这使我十分感动，也从内心对这支军队萌生了敬意。以后接触多了，我就产生了一个想法，要是自己也能参军该多好啊。但因为自己的家庭出身，我也只敢想一想而已。
后来，我在《新湖南报》上看到了新疆军区到长沙招兵的消息。我把那消息反反复复地看了好几遍，特别注意“不论家庭出身好坏，一律欢迎”这一条。我觉得自己的梦想就要实现了。
这时，同学唐天忠刚好来找我。她兴奋地对我说，她准备报名参军，到新疆去，还有好几个同学也要去，问我去不去。
去!我当即答应。
啊，太好了!唐天忠高兴得叫了起来。然后，她又担心地问道，假如你家里不同意怎么办?
我先不告诉他们。
好，为了建设边疆，保卫边疆，就应该这样，我也没有跟父母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