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实践，是一次血染的实践终于让毛泽东"水落石出"了。
张闻天在延安整风时写的一篇笔记，披露了这样一段史实："会议上，我同博古同志的公开冲突，是在关于广昌战斗的一次讨论。我批评广昌战斗同敌人死拼，遭受不应有的损失，是不对的。他批评我，说这是普列汉诺夫反对1905年俄国工人武装bào动的机会主义思想。"张闻天是怎么还击的呢?请看《张闻天传》的一段叙述。
张闻天一向温和沉静，面对博古这种蛮横态度，也无法按捺住内心的气愤，当即予以批驳。他据理力争，指出，普列汉诺夫在1905年12月俄国工人武装起义失败后责备党，说什么"本来是不需要动用武器的"，那是根本反对武装起义，以为工人可以用和平手段得到胜利。今天批评广昌战斗，是说同敌人死拼这种拼消耗的打法是错误的。敌人空中每天有三四十架飞机分批轮番轰炸，地上有一个pào兵旅的大pào轰击，兵力又qiáng大于我们，在这种情况下，想靠野战工事来坚守阵地，怎么可能?我们绝不应该单纯防御，死守硬拼!应该保存主力，用别的办法战胜敌人。这同普列汉诺夫根本反对武装bào动有什么相同之处?张闻天越讲越激动：博古同志说我是普列汉诺夫，是机会主义，这是污蔑!我坚持广昌战斗同敌人死拼是不对的!张闻天在发言中还批评博古过于重用李德，说：我们中国的事情不能完全依靠李德，自己要有点主意。
博、洛两人在会上争得面红耳赤，相持不下，会也没法开下去了，结果不欢而散。到会的其他同志，没有一个表示意见。
这次冲突过后，又发生了什么事?我们继续来读张闻天的笔记吧。
从此时起，我同博古的矛盾加深了。他有一次似乎是传达李德的意见，说："这里的事情还是依靠于莫斯科回来的同志，意思似乎说，我们内部不应该闹磨擦。当时，我没有重视这句话，现在想起来，倒是很有意思的。由于这些矛盾的发展，博古开始排挤我。五中全会后，我被派往中央政府工作，就是把我从中央排挤出去的具体步骤。后来又把我派到闽赣做巡视工作(项英从闽赣巡视才回来)，实际上要把我从中央政府再排挤出去，而把中央政府的领导jiāo给别人。在我不在中央政府时期，博古等公开批评中央政府的文犊主义，在背后攻击我。直到快要出发长征以前，我才从闽赣回来。当时关于长征前一切准备工作，均由以李德、博古、周恩来三人所主持的最高"三人团"决定，我只是依照最高"三人团"的通知行事……
我当时感觉得我已经处于无权的地位，我心里很不满意。
张闻天这番话说得很诚恳，也很真实。不平则鸣。张闻天从闽赣回到瑞金时，毛泽东刚好也从粤赣回到瑞金。这时候，因为原红十六军军长孔荷宠叛变，国民党空军轰炸了瑞金沙洲坝，中共党政军机关和要员都迁到瑞金以西的高地云石山和岩背梅坑办公和居住。毛泽东和张闻天都"处于无权的地位"，相互间慢慢地亲近起来了。
毛、张这次历史性的亲近，广昌战役是重要的催化剂。
《毛泽东年谱》载：5月，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鉴于广昌失守后，国民党军日渐bī近中央革命根据地腹地，红军内线作战已十分困难，决定将红军主力撤离中央革命根据地，实行战略转移。随即将这一决定报请共产国际批准，不久共产国际复电同意。夏季，为准备战略转移，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协定，由秦邦宪、李德、周恩来组成"三人团"，负责筹划。
由此可知，作出战略转移决定到红军长征，整整过去五个月时间。
这次战略转移，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是机密中的机密，只有李德和政治局常委五个人知道。毛泽东、朱德这些政治局委员，一点都不清楚。
《周恩来传》披露的一个细节，说明在1934年10月上旬，红军战略转移仍是个秘密。"邓颖超那时患着肺病，经常发低烧，痰中总带着血丝。她在行动前不知道这次战略转移的意图，向周恩来谈到：因为身体不好，不便随军行动，希望留在地方工作。周恩来说：这是组织决定的，个人不能改变。这样，她就同董必武等一起，编在gān部休养连，带病随卫生部行动。"邓颖超是周恩来的爱妻，职务是原中央局秘书长，她都无法在长征开始行动前得知战略转移的意图，可见这件事的机密程度!
《周恩来传》又载："陈毅当时负重伤，坐骨断了，体内有许多碎骨，痛得不能起chuáng，住在红军医院里，又无法开刀。他在10月9日给周恩来写信。周恩来立刻下令卫生部长贺诚打开已装箱的医疗器材，派两个医生给陈毅做了手术。手术后第二天，周恩来到医院去看望陈毅，对他说："我们很快就要走了，中央决定你留下来坚持斗争。"也就是说，到了1934年10月13日，陈毅这个级别的高级将领，才知道主力红军要撤离中央苏区的快定。
《毛泽东年谱》载：10月上旬，在于都接到中共中央有关准备转移的秘密通知，派警卫员到瑞金通知贺子珍，中央已批准她随部队出发，同卫生部休养连的同志一起行动。同时，毛泽东立即赶回瑞金梅坑，召集临时中央政府各部的领导人开会，布置善后工作，宣布和说明撤离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决定。
作为政治局委员、临时中央政府主席的毛泽东，也是到了1934年10月上旬，才确实知道战略转移的详情。
下决心走出中央苏区，经历了一个漫长而痛苦的过程。博古等作为决策者，必须要等到对保卫中央苏区彻底绝望时，才肯把这样一个计划付诸行动。因为一且走出赣南这片红色的土地，也就等于宣布了博古在政治上的彻底失败。湘江战役后，博古曾产生自杀的念头，肯定是想早一点结束这种失败的折磨。
在决策者尚在选择之时，中央红军还在为保卫这片热土而战。
1934年7月上旬，国民党各路军完成筑垒、修路的任务，开始向中央苏区中心区实施全面进攻。
博古、李德等人此时并没有考虑转移，仍然继续采取单纯防御战略，命令中央红军主力及一切地方武装，实行"六路分兵，全线抵御"，企图以此制止敌人向苏区中心区域的推进。其实，他们只是寄希望奇迹出现。
大路分兵的具体部署是：一、以红三军团第六师和六十二、六十一团、江西第四团，抗击向兴国推进之故;一、以第二十三师及江西地方武装抗击向古龙冈推进之故;三、以红五军团第十三师抗击由头陂向宁都推进之故;四、以红三军团主力、红五军团主力抗击向石城推进之故;五、以红一、红九军团和第二十四师抗击向汀州推进之故;六，以第二十二师抗击向会昌、于都推进之故。
作完这一布置后，博古、李德等又一厢情愿地想出了一个"调敌减压"的妙计。
7月初，红毛军团奉命回到瑞金。这时，他们已经改称"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他们的任务是：北上闽浙赣皖边地区，开展抗日民主运动，发展游击战争，创造游击区域，建立苏维埃根据地，以吸引蒋敌将其兵力从中央苏区调回一部到其后方去，减轻中央苏区的压力，配合中央红军主力，粉碎敌人第五次"围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