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为什么需要鲁迅
(代序)
■钱理群
今天，我要讲的题目是："我们为什么需要鲁迅?"
为什么要选这么一个题目?还是先从一件小事说起。一位同学告诉我，他看了在学校放映的电影《鲁迅》，非常感动。我对这部电影的印象也很不错，能拍成这样，是很不容易了。在拍摄过程中，编剧和导演曾经征求过我的意见，因此我注意到编剧的一个陈述，qiáng调鲁迅"兼有"儿子"、"丈夫"、"父亲"、"导师"、"朋友"等几重身份"，整部电影也是围绕这五方面来展开的，着重从日常生活中来展现鲁迅情感的丰富，同学们看了电影以后，觉得亲切而感人，这说明电影是成功的，它有助于年轻一代走近鲁迅。但我可能受到鲁迅的影响，喜欢从另一面来看来想，于是，就有了这样的疑问："今天我们花了这么大的人力、物力来拍这么一部大型彩色故事片，难道仅仅在于告诉今天的观众：鲁迅是一个好儿子，好丈夫，好父亲，好朋友吗?"这其实就内含我们今天所要讨论的问题：历史与现实生活中，我们中国并不缺少好儿子，好父亲，好丈夫……但我们为什么需要鲁迅呢?这正是我们所要问的：鲁迅对于现代中国，对于我们民族的特殊的，仅仅属于他的，非他莫有的意义和价值在哪里?
提出这样的问题，并不是无的放矢：因为在当下的思想文化界，鲁迅研究界或隐或显地存在着一种倾向：在将"鲁迅凡俗化"的旗号下，消解或削弱鲁迅的jīng神意义和价值。这又显然与消解理想，消解jīng神的世俗化的时代思cháo直接相关。
是的，鲁迅和我们一样：他不是神，是人，和我们一样的普通人。但，鲁迅又和我们，和大多数中国人不一样：他是一个特别，因而稀有的人。因此，我们才需要他。这样说，qiáng调这一点，不是要重新把他奉为神，重新把他看作是"方向"，"主将"，"导师"--这些说法，恰恰掩盖了鲁迅真正特别之处。
鲁迅从来就不是任何一个现代思想文化运动的"主将"，无论是20年代的"五四"新文化运动，还是30年代的左翼文学、文化运动，他都是既支持，参加，又投以怀疑的眼光。
鲁迅从来就不是，也从来没有成为"方向"，他任何时候(过去，现在和将来)都不可能成为"方向"，因为他对任何构成"方向"的主流意识形态，以至"方向"本身，都持怀疑、批判的态度。
而且，鲁迅还向一切公理、公意、共见、定论……提出质疑和挑战。--画家陈丹青按胡塞尔的定义："一个好的怀疑主义者是个坏公民"，断定"不管哪个朝代"，鲁迅"恐怕都是坏公民"，这是确乎如此的：鲁迅就是一个"好的怀疑主义者"和"坏的公民"。
鲁迅也不是导师。从古代到现代，到当代，绝大多数的中国知识分子都有一个"导师"和"国师"情结，这可以说是中国知识分子的一个传统。鲁迅是提出质疑和挑战的少数人之一。他在著名的《导师》一文里说，知识分子自命导师，那是自欺欺人，他提醒年轻人不要上当。但他又说，我并非将知识分子"一切抹杀;和他们随便谈谈，是可以的"。在我看来，他也这样看自己：他不是"导师"，今天我们读者，特别是年轻读者如果想到鲁迅那里去请他指路，那就找错了人，鲁迅早就说过，他自己还在寻路，何敢给别人指路?我们应该到鲁迅那里去听他"随便谈谈"，他的特别的思想会给我们以启迪。是"思想的启迪"，和我们一起"寻路";而非"行动的指导"，给我们"指路"，这才是鲁迅对我们的意义。
而鲁迅思想的特别，就决定了他对我们的启迪是别的知识分子所不能替代的，是他独有的。
鲁迅思想的特别在哪里?同学们从我刚才连说的三个"不是"--不是"主将"，不是"方向"，不是"导师"，就可以看出，鲁迅在整个现代中国思想文化体系、话语结构中，始终处于边缘地位，始终是少数和异数。
他和以充当"导师"、"国师"为追求的知识分子的根本区别，就在于他从不看重(甚至藐视)社会、政治、思想、文化、学术的中心位置，他也不接受体制的收编，他愿意"站在沙漠上，看看飞沙走石，乐则大笑，悲则大叫，愤则大骂"，他就是要在体制外的批判中寻求相对的思想的独立与自由。--当然，他更深知，完全脱离体制的控制是不可能的，独立和自由极其有限，他甚至说，这是"伪自由"：他连自己的追求也是怀疑的。
而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大讲"正统"、"道统"，同化力极qiáng的文化结构与传统来说，这样的"好的怀疑主义者"，这样的体制外的，边缘的批判者，是十分难得而重要的。我们甚至可以说，中国现代思想文化，幸亏有了鲁迅，也许还有其他的另类，才形成某种张力，才留下了未被规范、收编的别一种发展可能性。
我们这里所说的"收编"，是一个广泛的概念，不只是指体制的收编，也指文化，例如传统文化和西方文化的收编。这就说到了鲁迅的另一个特别之处：他的思想与文学是无以归类的。鲁迅因此专门写了一篇文章：《谈蝙蝠》，文章特意提到一则寓言："鸟shòu各开大会，蝙蝠到shòu类去，因为他有翅子，shòu类不收，到鸟类去，又因为它是四足，鸟类不纳，弄得他毫无立场"。鲁迅显然将他自己看作是中国思想文化界的"蝙蝠"。这是很能显示鲁迅的本质的：他和自己所生活的时代，存在着既"在"又"不在"的关系;他和古今中外一切思想文化体系，也同样存在着既"是"又"不是"的关系。他真正深入到了人类文明与中华民族文明的根柢，因此，他既能最大限度地吸取，"拿来"，又时时投以怀疑的眼光，保持清醒，既"进得去"(而我们许多人都只得其表，不得入门)，又"跳得出"(而我们一旦入门，就拜倒在地，被其收编)，始终坚守了思想的独立自主性、主体性。他的既"在"又"不在"，既"是"又"不是"的"毫无立场"，正是从根本上跳出了"非此即彼，非黑即白"的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和"站队"意识，而对一切问题，都采取了更为复杂的分析态度，形成了他的思想和表达的缠绕性。这也就使他最易遭到误解与各方攻击，在现实生活中，他就不得不时时处在"横站"状态中。但这同时就使他的思想与文学具有了许多超越时代的未来因素，是同代人，甚至后几代人(他们常常拘于二元对立不能自拔)所不能理解，或只能片面理解，而要在历史的复杂性逐渐显露之后，才能为后来人所醒悟。或者说，当后来人面对更为复杂的现实时，鲁迅思想与文学的启示性才真正得以显示，并获得新的现实性。我们今天读鲁迅著作，总能感到他仍然生活在我们的现实中，其原因即在于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