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事文武立朝纲，不及闺中林四娘!
如果不是借作诗为名，敢于这样直接gān涉时世、讥讽朝廷吗?
再如“杜撰”诔文，以哀痛悲切为主，感情当然不妨qiáng烈些，夸张些，文章不妨铺陈些，把可以拉来的都拉来。“况且古人多有微词，非自我作俑。”既然古时楚人如屈宋等可以用香草美人笔法来讥讽政治黑暗，我当然也不妨借悼念芙蓉女儿之名，写上一点“伤时骂世”的“微词”，责任可以推给“作俑”的“古人”。所以，在祭奠一个丫头的诔文中，把贾谊、鲧、石崇、嵇康、吕安等在政治斗争中遭祸的人物全拉来了。“孰料鸠鸩恶其高，鹰鸷翻遭，妒其臭，兰竟被芟锄!”“固鬼之为灾，岂神灵而亦妒!钳奴之口，讨岂从宽;剖悍妇之心，忿犹未释!”“任意纂著”的文中表达了屈原式的不平，“大肆妄诞”的笔下爆发出志士般的愤怒。从全书来看，似此类者，虽则不算多，但却也不能不予以注意。
三、组成情节，融为一体
《红楼梦》中的诗词曲赋是小说故事情节和人物描写的有机组成部分，这也是有别于其他小说的一个特点。当然，其他小说也有把诗词组织在故事情节中的，比如小说中某人物所写的与某事件有关的诗等等，但在多数情况下，则是可有可无的闲文。如果我们翻开李卓吾所评的一百回本《明容与堂刻本水浒传》，就会发现它的诗和骈体赞文，要比后来通行的一百二十回本或七十回本来得多，但其中有一些被评者认为是多余的，标了“可删”等字样。的确，这些无关紧要的附加文字，删去后并不影响内容的表达，有时倒反而使小说文字更加紧凑、gān净。有些夹入小说的诗词赞赋，虽则在形容人物、景象、事件和渲染环境气氛上也有一定作用，但总不如正文之重要，有些读者不耐烦看，碰到就跳过去，似乎也没有多大影响。《红楼梦》则又不然，它的极大多数诗词曲赋都是融合在小说的故事情节中的。如果略去不看，常常不能把前后文意弄明白，或者等于没有看那一部分的情节。比如宝玉梦游太虚幻境所看到的十二钗册子判词和曲子，倘若我们跳过不看，或者也像宝玉那样“看了不解”，觉得“无甚趣味”，那么，我们能知道的至多是宝玉做了一个荒唐的梦，甚至简直自己也有点像在梦中。读第二十二回中的许多灯谜诗，如果只把它当成猜谜游戏而不理解它的寓意，那么，我们连这一回的回目“制灯谜贾政悲谶语”的意思也将不懂。
有些词赋，表面看游离于情节之外，但细加寻味，实际上仍与内容有关。《警幻仙姑赋》是被脂评认为近乎一般小说惯用的套头的闲文，他说：
按此书凡例(体例也，非甲戌本卷首之《凡例》。——笔者)本无赞赋闲文，前有宝玉二词，今复见此一赋，何也?盖此二人乃通部大纲，不得不用此套。前词却是作者别有深意，故见其妙。此赋则不见长，然亦不可无者也。(甲戌本第五回眉批)
这里指出《红楼梦》在一般情况下，不用其他小说所常用的“赞赋闲文”是很对的。至于说此赋不像评宝玉的《西江月》二词那样“别有深意”，所以“不见长”，似乎还值得研究。就赋本身内容而论，确实像是闲文，看不出多大意义，可以说写得“不见长”。因为它仅仅把警幻仙姑的美貌夸张形容了一番，而且遣词造句也多取意于曹子建的《洛神赋》。但正是后一点所造成的似曾相识的印象引起了我们的注意。曹植的文句，在这里常常只是稍加变换，比如：一个说“云髻峨峨”，一个就说“云髻堆翠”;一个说“飘飘兮若流风之回雪”，一个就说“纤腰之楚楚兮，回风舞雪”;一个说“若将飞而未翔”，一个就说“若飞若扬”;一个说“含辞未吐”，一个就说“将言而未语”;一个说“动无常则，若危若安;进止难期，若往若还”，一个就说“待止而欲行”，如此等等。难道以曹雪芹的本领，真的只能模拟一千五百多年前他的老本家之所作(而且又是大家熟悉的名篇)而亦步亦趋吗?我想，还不至于如此低能。让读者从贾宝玉所梦见的警幻仙姑形象，联想到曹子建所梦见的洛神形象，也许正是作者拟此赋的意图。曹植欲求娶原为袁绍儿媳的甄氏而不得，曹操将她许给了曹丕，立为后，不久被赐死，曹植过洛水而思甄氏，梦见她来会，留赠枕头，感而作赋。但他假托是赋洛神宓妃的，说：“余朝京师，还济洛川，古人有言，斯水之神名曰宓妃，感宋玉对楚王说神女事，遂作斯赋。”(《洛神赋序》)所以，李商隐有“贾氏窥帘韩掾小(晋贾充之女与韩寿私通事)，宓妃留枕魏王才”(《无题》)的诗句。小说写警幻仙姑不也是写宝玉与秦氏暧昧关系的托言吗?在《不了情撮土为香》一回中，宝玉曾说：“古来并没有个洛神，那原是曹子建的谎话……今儿却合我的心事，故借他一用。”这些话正可帮助我们窥见作者拟古的用心。总之，此赋原有暗示的性质，非只是效颦古人而滥用俗套的。可惜深悉作者用意的脂砚斋，没能体会出来。
四、社会风俗，尽现其中
《红楼梦》中通过赋诗、填词、题额、拟对、制谜、行令等等情节的描绘，多方面地反映了那个时代封建阶级的文化jīng神生活。诗词吟咏本是这一掌握着文化而又有闲的阶级的普遍风气，而且更多的还是男子们的事。因为曹雪芹立意要让这部以其亲身经历、广见博闻所获得的丰富生活素材为基础而重新构思创造出来的小说，以“闺阁昭传”的面目出现，所以把他所熟悉的素材重新锻铸变形，本来男的可以改为女的，家庭之外，甚至朝廷之上的也不妨移到家庭之内等等，使我们读去觉得所写的一切好像只是大观园儿女们日常生活的趣闻琐事。其实，通过小说中人物形象、故事情节所曲折反映的现实生活，要比它表面描写的范围更为广阔。
我们从小说本文的暗示，特别是脂评所说“借省亲事写南巡”等话，可以断定在有关元chūn归省盛况的种种描写中，有着康熙、乾隆南巡，曹家多次接驾的影子。这样，写宝玉和众姊妹奉元chūn之命为大观园诸景赋诗，也就可以看作是作封建时代臣僚们奉皇帝之命而作应制诗的情景的一种假托。人们于游赏之处，喜欢拟句留题、勒石刻字的，至今还被称为“乾隆遗风”。可见，这种风气在当时上行下效，是何等盛行!这方面，小说中反映得也相当充分。此外，如制灯谜、玩骨牌、行酒令，斗智竞巧，花样翻新，也都是清代极流行的社会风俗。
大观园儿女们结社作诗的种种情况，与当时宗室文人、旗人子弟互相吟咏唱酬的活动十分相似。如作者友人敦诚的《四松堂集》中就有好些联句，参加作诗者都是他们圈子里的一些诗伴酒友。可见文人相聚联句之风，在清代比以前任何朝代更为流行。(小说中两次写到大观园联句。)如果要把这些生活素材移到小说中去，是不妨改芹圃、松堂、荇庄等真实名号为黛玉、湘云、宝钗之类芳讳的。《jú花诗》用一个虚字、一个实字拟成十二题，小说里虽然说是宝钗、湘云想出来的新鲜作诗法，其实也是当时已存在着的诗风的艺术反映。比如与作者同时代的宗室文人永恩《诚正堂稿》和永(嵩山)的《神清室诗稿》中，就有彼此唱和的《jú花八咏》诗，诗题有《访jú》、《对jú》、《种jú》、《簪jú》、《问jú》、《梦jú》、《供jú》、《残jú》等，小说中几乎和这一样，可见并非向壁虚构。至于小说中写到品评诗的高下，论作诗三昧，以及谈读古诗的心得体会等等，与其说是为“闺阁昭传”，毋宁说是为文人写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