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 5 月运动有了某种联系。后来的情况我比较模糊了。我记得被一群学生朋 友召到巴黎大学讲话，他们争论一个具体的问题：他们第二天应不应该搞一 个示威活动?这同我毫无关系而我只能在一般水平上说说。一张纸条放在我 讲话的桌上，“萨特，讲短一些。”这表明他们并不特别希望听我讲什么， 而实际上我也没有什么可对他们说，我很长时间以来就不是学生了，而且也 不是教师。我本来是没有什么资格的。但我还是说了一会，我上讲台时他们 十分热烈地鼓掌，我下来时掌声就低落得多了，因为我说的不是他们所期待 的。他们希望人们说：“由于这个理由或那个理由，应该有一个示威活动， 它有必然实现的条件，等等。”后来我起了一些作用。1970 年，《人民事业 报》接连有两位主编勒布利斯和勒唐戴克被关进监狱;我不认识毛主义者， 他们头一天还在《人民事业报》上攻击我，却请我去主编这个报纸。
波伏瓦：那时这是“无产阶级左派”。
萨特：对，是一个自称彼埃尔·维克多的人领导的毛主义党。这是我的 又一次自由行动;看到毛主义者对我并不怎么友好，我没有受到任何人qiáng迫 一定要同意这事。但一天上午，一个毛主义者——我不记得他的名字了—— 来同我谈话，我答应他从这天开始我主编这个报纸。我同意当一个挂名的头 头，因为我对他们的倾向和原则并不怎么了解。我没有实际当主编，他们也 没有让我这样做。我只是把我的名义给了他们，如果发生什么事，我就同他 们一起行动，给他们创造一点安宁的时间，不让他们作为一家报纸和一个团 体而受到镇压。使事情弄得复杂一点的是，不久之后开始对勒布利斯和勒唐 戴克审判，我作为《人民事业报》的第三任主编要出庭作证，并表示我同他 们的一致。这一天内政部作出镇压“无产阶级左派”的决议。这个党遭到取 谛。同时勒布利斯和勒唐戴克受到很重的判决。此后不久，盖斯玛也被起诉， 他躲藏起来，但最后被发现并带去受审。我也为他作证。我不为自己担心， 我没有被抓起来;他们认为我不是《人民事业报》的真正的主编，在某种意 义上这是实情，我同报上写的那些东西没有关系。但每一个人都知道我是主 编，这是就避免其他人当主编被逮捕而说的。我没有被捕，因为他们怕造成 太大的影响。这样，《人民事业报》有了一条奇特的生命，它有某种合法性， 因为它出版了而我是它的主编，同时它又是被查禁的。当发现谁卖《人民事 业报》时，就会把他抓起来关上几星期。他们在印刷厂只搜查到很少的一点 报纸，大部分报纸我们在这天以前都用卡车运走了，它们发送到各省和巴黎。 我们采取了两次冒险行动，有一部分送到勒克莱尔将军大街，一部分在沓瓦 森尼尔大道。我遭到警察的监视。这些行动使得我同在报社工作的毛主义者 的关系亲密起来。他们开始愿意对我谈话。我们见了一些面，维克多、盖斯 玛和别的人同我讨论各种情况各种看法，最后，在这第一阶段虽然我没有成 为真正的主编，我开始意识到可以在“无产阶级左派”的价值。我开始意识 到“无产阶级左派”中发现一种战斗性的自由，一种在社会和政治水平上影 响我的自由。在这种自由中我看到有设想一种自由地进行战斗活动的战士的 可能性，虽然这乍看起来是矛盾的。而这确实不同于跟一个战斗性的共产党 员在一起的情况。虽然我从没有参加过“无产阶级左派”——我说过，它被 解散了，但以另一种形式继续存在着——我逐渐接近毛主义者的某些主张。 我同他们的讨论，通常是单独同维克多在一起，变得越来越密切;我看到“无 产阶级左派”可能对我有多么重要;我开始同编辑部成员谈论《人民事业报》 和其中一些文章的情况，最后我自己主编了一两期，集中了各种投搞者，这 些领导人反对我这样做;他们愿意看一看这会产生什么结果。我显然采取了 毛主义者思想的一般倾向，但仅仅是就他们??吸引了我的地方而言。这样 我搞了两期，然后我多少又退回来了，虽然我仍然在首页上保留着我的名字， 而最后《人民事业报》终于停刊了。但毛主义的jīng神仍然存在，并且我把自 己看成是它的一个代表，虽然毛主义这个名称再没有任何意义。我和维克多、 加维在我们出版的《造反有理》中表达了我们的思想。我从 1970 年到 1973
年在“无产阶级左派”中走过的历程就是这样的。 波伏瓦：后来呢?有另一份报吧? 萨特：有《解放报》!好像很自然地，我应该是《解放报》主编，这不 是毛主义者的报纸，但这是由毛主义者和其他一些左翼团体的代表共同创办 的。我被邀请当主编，因为我是《人民事业报》的主编。我同意了，因为我 想，这可能意味着真正进展到有一个名副其实的左翼，一个极左翼的报纸， 当每一个事件发生时，我们都可以完全明确地说出我们想说的东西。在这个 报社中，我又有点像一个挂名主编。起初是因为主编的职责不明确。后来原 因很简单：我病了，这妨碍我在《解放报》中真正起作用。现在我再不是主 编了，我因病不得不辞去此职，但我还是新编委会的成员，这个编委会决定 报纸的大政方针。你知道，我仍然十分疲弱;我既不能读又不能写——我可 以用某种方式写，但我看不清我写的东西。我以这种或那种方式设法让人们 了解我的观点。这里的自由又总是根本的东西，是我选择的理由。而新的《解 放报》在这个夏天改办了;我、维克多、加维和其他一些人研究了新的形式， 现在新《解放报》几天内就要出版，这可能是一个很好的开端。
政 治
波伏瓦：在这些谈话中看来你是以极大的热情谈到你同政治的关系。你 在同维克多、加维的谈话中谈到它们，而你现在仍然渴望同我谈谈这个主题。 为什么?你毕竟首先和主要是一个作家，一个哲学家。
萨特：因为政治生活代表了某种我无法避免的东西，不得不卷入其中的 东西。我不是一个政治家，但我对许多事件有着政治反应，因此，在广义讲， 一个政治家的状态，是一个被政治所激动、沉浸在政治中的人的状态，这是 某种成为我的特性的东西。例如，有一段时间毛主义者把我和维克多的友谊 仅仅看成是一种政治关系。
波伏瓦：毛主义者的观点不是一个普遍永恒的观点。后世人不会认为你 是一个政治家，而会认为你在根本上是一个作家、一个哲学家，认为你也有 某些政治态度，正像别的所有的知识分子一样。你为什么对你的生活的政治 尺度给予这样特别的重要意义?
萨特：二十岁的时候我是不关心政治的——这也许只是另一种政治态度 ——而我终于面对着人类的某种政治命运，而且终于成了一个社会主义、共 产主义者。在我看来，从对政治不关心转变为持一种严格的政治态度，这体 现了一种生活。它占用了我一生的许多时间。革命民主联盟同共产党人的关 系，同毛主义者的关系以及所有这一切。这构成一个整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