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 年
3 月初，萨特对我口述了一篇关于帕索利尼的文章。萨特在罗马见过他， 十分喜欢他的一些电影，特别是《美狄亚》的第一部分，其中有一段对《圣 堂)的美妙回忆。在这篇文章中，萨特回顾帕索利尼之死的背景。他先是自 己用笔写，字迹无法辨认，后来又背给我听。这是一篇好文章，发表在 1976
年 3 月 14 日的《晚邮报》上。他完成这篇文章总共不到三个小时，这使他非 常高兴。
我和维克多都认为，有好长一段时间萨特的脑力都没有这么好过。有时 他确实给人他的智慧之光就要熄灭的印象，但那是在场的人太多或人们让他 厌烦的时候;他也可以是充满生气、jīng神抖擞的。例如，在我们同艾丽丝·施 瓦尔泽一起度过的晚上，他就是这样。但有一点是确实的：虽然他可以听别 人谈话，他作回答或参加讨论，但他不再有创造性了。在他身上存在着一种 空白，所以，现在对他说来吃和喝要比以前重要得多。他很难适应新的东西， 很难容忍别人反驳他。我几乎从来不反驳他的话，即使他对过去发生的事有 着许多错觉。
3 月 10 日，我们同西尔薇去威尼斯，这是我们三人永不会感到厌倦的城 市。萨特迈着小步同我走了很长时间：“你不厌烦吗?同一个走得这样慢的 可怜虫散步，你不厌烦吗?”他有一次问我。我对他说不厌烦，这是真心话。 他能散步这个事实本身就已经够我高兴的了。他有时仍是忧郁地对我说：“我 再不能恢复我的眼睛了。”当小汽艇上的游客扶着他的胳臂帮助他上岸时， 他感到伤心。“我看来像一个衰弱不堪的人吗?”他问我。“你看上去眼睛 不好用，这没有什么可难为情的!”我对他说。但这些乌云很快就消失了。 我的右臂神经疼，很难受，我对他说：“看，这是什么?这就是老之将至。 一个人总是有这样那样要命的事。”他自信地说：“我没有这样的事。我什 么毛病都没有。”这使我笑了起来，他想了一会，也笑了起来，他很自然地 感到自己完全未受损伤，他比去年更好地适应了自己的状况。
又回到了巴黎，他继续同维克多写他的著作。这是一个美丽的chūn天──
阳光灿烂，草木葱翠，萨特的花园里繁花似锦，鸟儿欢鸣。阅读，音乐和电 影排满了我们下午和晚上的时间。这一年年初，《境况种种》已出版，内含 四篇政治随笔，一个关于《家庭的白痴》的谈话，一个同我关于女权主义的 谈话，一个同孔达的题为《七十岁自画像》的长篇谈话。伽利玛出版社《如 此》丛书中再版了《存在与虚无》，在《思想》丛书中再版了《境况》第一 集。《辩证理性批判》的英译本在伦敦出版(德文本于 1967 年出版)。萨特 在澳大利亚广播电台的谈话──关于马克思主义，关于莱恩和关于知识分子 的作用──被收成一卷在纽约出版。5 月 1 日他就电影《萨特自述》的剧本 作了一个谈话，他谈到他同法国电视台的争论。6 月他在《解放报》发表了 关于拉扎克的一封信：他很遗憾自己不能在降灵节参加关于拉扎克的会议。 在这个月，《新观察家》发表一篇他写的短文章，其中谈到企业中的劳动安 全问题。
他还在一个声援“边缘团体”的声明上签名，这个团体 1 月 20 日占领了 苏联大使馆的一座附属建筑物。在 1 月 28 日的《解放报》上他签名于一个呼 吁书，要求共和国总统帮助让·帕潘斯基。帕潘斯基是一小学教员，临时派 去教中学。1966 年，帕潘斯基教一个班的英语，一个视察员来了;这人不懂 英语，却写了一个说帕潘斯基教得不好的报告，让帕潘斯基回小学去。帕潘 斯基要求对方改正错误的说法，但没有结果。1974 年他发表了一个题为《蹩 脚剧场》的小册子，抨击这个视察员、陪审团和不公正的提升。帕潘斯基被 终生除名于教师名册，他因而开始了绝食(长达九十天)。
在 2 月 17 日的《解放报》和 2 月 18 日的《世界报》上，刊登了萨特、 我和五十名诺贝尔奖金获得者签名的一份呼吁书，要求释放米克哈尔·斯特 恩先生。我们一起发起了一个支援他的运动，最后我们取得了胜利。6 月 12 日萨特和另外一些知识分子发表了一个公报，对乌尔里克·米恩霍夫在德国 监狱的死表示震惊。
这一年夏天，我和萨特分开了一个月，萨特先是同阿莱特在朱纳斯，然 后同万达在威尼斯度假;同时我再次同西尔薇去西班牙旅行。然后，我们三 个人，萨特、西尔薇和我前往卡普里。我们住在奎斯桑那旅馆，在这儿呆了 将近三个星期，非常愉快──卡普里是萨特最喜欢的地方。每天下午，我们 很早就去萨洛托喝点什么。萨特甚至两次步行到岛上汽车禁止通行的地方， 这段路是很长的，他得经常坐在凳子上休息，但他的腿已经没有多大妨碍了。 我们在露天饭馆吃午饭时，他坐着晒太阳。凭窗远眺，他可以感觉到这如画 的美景逐渐消失在蓝色的海水之中。
我们返回罗马──我们把汽车留在那不勒斯的一个汽车场──回到我们 常住的那个带阳台的房间。第二天西尔薇走了，萨特和我还要一起呆两个星 期。像以往那些年一样，我们的日常生活是很愉快的。万神殿的一部分和邻 近的街道现在被用作散步的场所，我们常去那儿散步。我们同巴索和他的妻 子在拉文拉广场吃午饭。我们在威尼斯偶然遇见了乔斯·代恩和马尔卡·里 包斯卡，以前我见过她们，她们来同我商谈为电视台改编《被解除婚约的妇 女》一事。萨特很喜欢她们，我们一起吃晚饭。我们的假期结束时，博斯特 一家来看我们并陪同我们去飞机场，从那儿我们飞往希腊。因为萨特答应过 梅丽娜去雅典看她;我们在那儿住了一个星期。他白天同我在一起，晚上同 她一起度过。我们没有去找过去我们喜欢的旅馆，不过我们住的那个旅馆就 在它附近，十分yīn暗。虽然房外阳光灿烂，房内却不得不从早到晚点着灯。 幸好我有工作可做。我开始搞那个改编的脚本，为《被解除婚约的妇女》写 对话。
又是 9 月中旬的巴黎，除了少数日程的改变，一年前那样的生活又开始 了。直到 10 月中旬天气才好起来，我们的心情也开朗了。而且萨特确实适应 了自己的状况，他的事情进行得不错。他不再参加《现代》的会议，他以极 大的热情同维克多工作，而人们总是要求他做这样那样的事情。10 月，他参 加了一个支持苏联政治犯的集会，要求释放库兹涅佐夫。他和勒布利斯和勒 唐戴克一起，签名于博米·巴乌曼的书《西柏林的 Tupamaros》的前言①，这 书作为《野性的法国》丛书之一出版。这是一个从前的德国恐怖主义者的自 传，德国警察在 1975 年没收了它;萨特同海因里希·波尔一起要求出版这书。 这时它在法国出版。萨特写道：“博米·巴乌曼的观点并不一定是我们的， 但它们在直接向野性的法国呼喊。”
9 月，《肮脏的手》再次在“水手”剧院上演。此剧在各省巡回演出已 达一百五十场。除了马卡伯吕，评论界对该剧的反应都是很好的，电影《萨 ① 我曾说过，在萨特访问巴迪尔时，他给萨特开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