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他现在有一个极大的忧虑：钱。自我认识他以来，他在钱财方面一 直是慷慨大方的;在他的一生中，他把自己所得的一切都给了各种各样的人。 他有规律地每月拿出大笔的钱给不同的接受者。他从伽利玛出版社得来的津 贴马上就用光了;他几乎没给自己留下什么钱。如果我要他为自己买双鞋， 他会答道：“我没有钱。”而让他作为一件礼品接受一双鞋又是很难的。他 欠他的出版者一笔数目不小的钱。这使他产生一种真正的焦虑，不是为他自 己，而是为所有那些依赖他的人。
因为他希望就近了解萨达特访问的结果，他在 2 月由维克多和阿莱特陪 同去耶路撒冷，维克多和阿莱特现在成了朋友。虽然这个旅行是很短的，我 仍然担心会累着他，但他完全没有累感。在奥利机场，一辆轮椅推着他上了 飞机。飞机着陆时，伊莱·本·盖尔接他坐进一辆小轿车。他们四人住在面 对耶路撒冷老城的宾馆;他们也在死海海滨一家很好的旅馆中住了一夜。五 天来，萨特和维克多同以色列人和巴勒斯坦人谈话。气温 25 度而天空蓝得可 爱。萨特陶醉在良辰美景之中。他喜爱活动，愿意了解各种事情，在眼睛允 许的情况下他愿意看看当地的风光。如果像有些人说的那样，老年的特点是 缺乏好奇心，那么他是完全不老的。
在这样短暂的调查活动之后，萨特决不会主动去写一篇文章的。维克多 却希望他写。“你们毛主义者总走得太快，”萨特在他们第一次谈话中就对 他这样说。但维克多终于让萨特勉为其难地同意写篇文章，他们把这篇文章 寄给《新观察家》，签上他们两人的名。博斯特打电话给我，十分激动不安 地说，“这太糟糕了。大家都为这篇东西吃惊。得说服萨特收回它。”我读 了这篇文章，发现它写得的确非常差劲。我转达了博斯特的要求。“行，拿 回来吧。”萨特不在意地答道。但当我对维克多说起此事时，他勃然大怒。 他从未受过这样的冒犯。他责怪我事先没有跟他说这事。我估计萨特原想对 维克多谈谈这事，但他没有这样做，无疑是因为他没有把它当多大回事。我 对维克多没有多说，至少暂时我们在外表上还是客客气气的。但不久，在我 的房间里开了一次《现代》的会议，萨特没有参加;维克多、普隆和豪斯特 三人就这篇文章大吵了一通——普隆和豪斯特认为它糟透了。维克多对他们 出言不逊。后来他骂我们都是死尸并宣称他从此再不参加这个会议。
他的这种反应使我震惊。萨特和我年轻的时候，我们写的东西不知道遭 到多少次拒绝，但我们从没有认为那是什么冒犯或侮rǔ。维克多当过“无产 阶级左派“的头头，他保留了”小头头“的观念——一切都得听他的。他很 容易从一种信仰转到另一种信仰，而且总是带着同样的固执。他有一种qiáng烈 的难以支配的热情，他对自己的信念从来固守不变，并且不允许别人提出疑 问。因为他的这种特点，有些人感到他的话很有煽动力量，但他与批评态度 是格格不入的——写作却要求具备这样一种态度，如果有谁对他写的东西提 出批评，他就觉得自己受到伤害。从那时起，他和我不再说话;我避免在萨 特的寓所遇到他。这是一个不愉快的境况。在这之前，萨特的朋友也都是我 的朋友。现在维克多成了唯一的例外。我不怀疑他对萨特的感情，也不怀疑 萨特对他的感情。萨特对孔达的一次谈话中谈到这一点：”我希望的一切就 是我的工作将有人接着搞。例如，我愿意彼埃尔·维克多去完成这项作为知 识分子和战士的工作，他也想完成它。从这个角度看，他是所有我认识的人 中唯一使我完全满意的人。“他十分赞赏维克多那种志向激进的特性和他希 望一切的雄心，实际上这颇有点类似萨特自己。”当然你不能实现一切，但 你应该希望一切。“也许萨特认错了人，但即使这样，也没有什么。他就是 这样看维克多的。他有时去维克多称为”公社“的地方吃晚饭，那是维克多 和他的妻子同另一对夫妇——他们的朋友——共有的郊外的一套房子。这样 的晚上萨特过得很愉快。我不想掺和到他们之中，我遗憾的是，从这时起， 萨特生活的一部分向我封闭了。
我们有点厌倦威尼斯了。复活节假日我选择了去西尔蒙拉，一个加达湖 上有城墙的小城。那儿不允许汽车进去，除非车中的人是要在这城里住下的， 我们正是这样。我们住进一家湖滨旅馆。像往常那样，我在他的房间读书给 他听，因为他喜欢沿着狭窄而空旷的街道(星期天除外)散步，我们常走到 靠近广场的一家咖啡店里，在阳台上坐坐。我们在近处的一家小饭馆吃饭。 西尔薇开车带我们出去转很长时间，我们围着湖转。有一次我们重游了维罗 纳，另一天，我们重游了布莱西亚。在返回巴黎的路上，我们在塔洛瓦尔的 “冬爷爷”小旅馆歇脚。一般说来，萨特吃得非常简单、节省，但这一次他 也不反对品尝一客真正好的饭菜。
从这时起到暑假的这几个月，他的政治活动较少一些。年初，一个假的 “萨特的政治遗嘱”在西西里岛出版。作者罗列了一些陈旧的无政府主义思 想，把它们归之于萨特写的东西。萨特发表了一个声明否认此事。6 月，他 写信给《世界报》说，到了今天，1968 年事件后的第十年，不应该再禁止科 恩-本迪特回到法国来了。在这个月，他还签名于一个关于海德·肯普·博尔 特切尔的情况的声明，她是一个德国姑娘，5 月 21 日在巴黎受到警察审讯时 被严重烧伤。
但真正使他感兴趣的事是他同维克多写《权力和自由》这本书。录音机 记下了他们的谈话。他同米歇尔·西卡尔有一个谈话发表在《斜线》上，其 中他谈到他是怎样看待这部作品的：“如果这书能坚持搞完，它将具有一种 新的形式??是在两个活人之间的形式??是在两个活人之间的真诚坦率的 讨论，在这部作品中他们详尽地阐述了各自的思想;当我们相互对立和辩驳 时，这不是故意做出来的而是真实的??在这本书中，我们有相互对抗的情 况，也有一致的情况，这两方面都很重要，??对我说来，最根本的是，这 书有两位作者，这样，在这书中就有矛盾、生活。人们??可以采取不同的 观点来读它。这是使我特别感兴趣的地方。”
夏天来了。像往年一样，我同西尔薇在瑞典旅行之后，接着同萨特在罗 马相会;我们在那儿度过了非常愉快的六个星期。 我们返回巴黎时他的健康状况看来是稳定的。他同维克多讨论;我读书 给我他听。他仍然从他与许多女性的友谊中得到愉快。梅丽娜回到雅典，但 其他的人取代了她。弗朗索瓦兹·萨冈在报刊上发表了《给让-保尔·萨特的 情书》后，萨特和她常在一起吃午饭。他十分喜爱她。约瑟·达扬和马尔卡·里 鲍斯卡为我拍电影时萨特也参加了，而《斜线》为他准备的一期专号也已出 版。
10 月 28 日，他会见了从拉扎克来的一个农民代表团。《现代》上有几 篇关于他们的斗争的文章。萨特出于几种原因对这个代表团产生兴趣：他们 反对政府;他们反对扩张军队;他们找到了新的反抗的技巧：他们的活动是 非bào力的，同时又完全打破了当局的秩序。1976 年他们开万灵节会议时他本 想前去同他们探讨这些问题，但他的健康状况使他未能如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