婺源的公路总是傍着河流走。河流时宽时窄，有时湍急，有时平缓，河流边上，经常会出现大面积的草地，它的绿色是那么纯粹，不夹带一丝杂质，又像水面一样柔软平滑。真想赤脚跑过去，一丝不挂地躺在上面，就像很多年前那样——我的朋友，那时我们都是懵懂顽童。
我们的车子总是越开越慢，有时gān脆停下来。窗后逝去的景色使我们恋恋不舍，还好，美丽的画面旋即扑面而来，让我们目不暇接。
常常，我们熄掉车子，走下来，去采路边的野草莓。看到草丛中的点点红色，那是甜蜜的红色……所有关于童年的记忆全都复活过来了。它轻触我的舌尖，这种感觉让我浑身战栗。
有一次，我们看到不远处的一座廊桥——婺源叫它风雨桥——便跑过去，它有三十来米长，一端连着开着紫色小花的苜蓿地，在跨过平静的河面之后，一头扎进浓密的樟树林里。桥有些简陋，有些古老，但是朴素而暖和。我想象着大雨如注的时刻，雨点敲打着河面，雨声清脆，远山迷蒙，坐在这座桥下躲雨的农人，他们会想些什么呢?
还有一次，我们看见缓缓流淌的河水跌下一座水坝，溅起白色的làng花。坝上布着一座独木桥。过了这座桥，是一片茂密的樟树林，掩映着一个村落。村落后面，是一座马鞍形的青山，红扑扑的夕阳就坐在那青山上面，傍晚的曦微像金子一样洒在河面上，反she起动人的光泽。而在河面的中央，孤零零地长着一棵枝繁叶茂的树。树的周围，是碧绿的水草……我已完全陶醉。
就在这时，我的整个婺源之旅最不可思议的事件发生了。
我突然听见背后同伴的呼唤，声音中夹杂着一丝不安。我回过头去，看见一位五十岁左右的农民背一把锄头，直直地朝我走来。他骑的自行车停在我们的车子旁边。他想gān什么啊?我还没反应过来，他已经“扑通”一声跪在我面前，叩了一个响头。他站起来，转身就走。怎么回事啊?我追上去，大声地问：“大伯，你这是什么意思?你为什么要这么做?”他一边走，一边叽哩咕噜地说着，我根本听不清，只模模糊糊地听到几个音节，好像是说“要活路”，但是就连这一点我也不能确定。
他为什么要这么做呢?后来我听同伴说，在跪拜我之前，他已跪拜过我们的车子。因为我们开着车，脖子上挂着照相机?他的脸色拒人千里之外，是因为紧张还是因为内心情感的真实流露?他是在感谢我们?还是在履行婺源民间一道与渎神或敬神有关的仪式?我的朋友，你搞得懂吗?
我们就这样且停且走，一步一回头，就像出嫁的新娘。从景德镇到婺源县城，一个半小时的车程，我们游走了四个小时。暮色越来越重。那崇高的天空，越来越不明朗，然而仍然显得高不可测。白云慢慢变成灰的，然后彻底暗下来，然后我们看见了静静移动的huáng月亮。
那天晚上我想，要是十年前我们就到婺源，结果会怎样呢?
我们一定会找个地方住下来，不走了。但是十年前的故事不是这样发生的。你离开台州，远涉重洋。我也远走现在居住的这个城市。
我的朋友，这封信，我重点只想描述前往婺源县城的那个傍晚。事实上，婺源的真正旅程也到此结束。但最后我还想再啰嗦几句。
当晚，我们住在婺源县城的江湾大酒店，但是这不值一提，那是一个喧攘而冷漠的地方。整个晚上，我都在酒店的chuáng上辗转反侧，听窗外夜行汽车的轰鸣声。
第二天上午，我们去了江湾，那里已经被婺源当成了吸引外地游客的“金名片”;我们还去了晓起，一个被高度商业化了的古村落;还去了李坑，号称“小桥流水人家”，但我们看到的真正的小桥只有一座，其他的都是预制板搭成的。水是漂浮着菜叶和jī毛的水沟。民居都很简陋，跟台州的仙居差得很远。我们还看到了一场祭祖仪式，要命，那是一场拙劣的假模假式的表演。本来，我们还想去彩虹桥的，但是最后我们遗憾但果断地中止了婺源的旅程。
这是一个教训，到婺源，最好不要去被过度开发的景区：古老的记忆，被附会了太多本没有的东西。美好的事物，背负了太多的现实功能。田园牧歌式的乡村被改写成了现代商业的传奇。就像我们的家乡那样。
我的朋友，给你写这封信，或许是想说明，有时——这种时刻虽然稀少——想获得内心的安宁是多么容易。虽然我们依赖外界的事物，但是内心是幸福的唯一源泉。所有的东西都在流逝，就像十年前的台州，一切终将逝去，但又会在我们的内心苏醒。
2004年5月11日
【舟山群岛旅行记】
1997年12月3日
到遥远的、孤独的海岛去，和渔民一起出海，过一阵海上生活，这是萌发已久的念头。今天，我把它付诸行动。
早上八点出门去乘坐杭甬高速公路的客车，中午转道宁波，晚上五点多到达舟山群岛的定海。天下起了雨。好友金旭光在中级法院门口等我。他在雨中张望着，一边把手臂举过额头，轻轻地用衣袖擦拭眼镜片上的水珠。雨滴穿过夜晚的灯光，打在他那瘦弱的身体上。我们拦了一辆蓝色的出租车，前往大海饭店。
“天气一直不好。”旭光说，“雨下个不停。”
“会不会影响出海?”我问。要是出不了海，那就糟了。
“你慢慢等吧，天气总会好起来的。”旭光说。
我告诉他我只有半个月的时间，半个月后，我必须赶回杭州的单位上班。
大海饭店很简陋，像个政府招侍所，但大堂非常洁净，大理石地面刚刚擦洗过。总台服务员是一位二十岁出头的小姐，眉毛浓艳但是目光黯淡。她瞟了我一眼，然后打了个呵欠。她要验看我的身份证——像个女看守。
我打开行李——一只皮箱和一只背包，里面塞满了衣服——寻找身份证。我记得它夹在那本红封皮的通讯录里。我把皮箱和背包里里外外翻了好几遍，但是找不到那本通讯录。
“我有工作证，上面有我的身份证号码。”我说。
“公安局规定只能用身份证登记。”总台小姐说。
“能否先让我住下来?我会找到身份证的。”我说。
“不行。”小姐说完，把目光移往别处，不再看我们。她慵懒地坐下，很快打起了瞌睡，看得出，这是假装的，目的是想用这种方法把我们打发走。
二楼是饭店的办公区域。经验告诉我，值班经理一般都能帮助客人解决这种小问题。我冲上楼梯，去找值班经理。总经理室、副总经理室、总经理办公室，这些办公室的门都敞开着，亮着电灯，然而看不到人影。值班经理房间的灯显得格外明亮，里面摆着一张简陋的木chuáng，chuáng上的被子乱糟糟地堆着，chuáng前放着一张长方形的木桌，裂开的桌面上杯盘láng藉，房间里响着低低的音乐。我张望着，窜进各个办公室里，看看角落里是否藏着人。后来，我终于看见一位端着蓝色餐盘的小姐在走廊尽头一晃而过，就赶紧追过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