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在大街上我说：“还是麓城好，有做人的感觉。北京太大了。”北京太大了，这是我这半年最qiáng烈的感受，生活在里面就像一勺盐溶在水里，都发现不了自己的影子。她说：“那毕业了你回麓城，我们在麓城安家。”“安家”两个字像一把锤子锤在我腰上，我身子不由自主地往下矬了一点。
到了她的宿舍，我说：“要洗个澡。”她去楼道尽头的厕所提了桶水，把电热器扔到里面。水烧好了我提到男厕所去洗，看到水槽中有秽物，非常恶心，放水冲也冲不走。想着平平在这样的条件下生活三年多了，也真是难为了她。这样的生活根本就过不去，谈什么jīng彩。
她到楼道去做蛋炒饭。吃着饭我说：“再怎么穷也要到附近租一个小套间，让你过一下正常人的生活。”她说：“我为什么要把租金给别人?我买一套房子不安心点吗?每个月的租金还可以放到自己口袋里来。”我说：“买房子不是我们现在能想的事情。”她说：“一个梦想，想都不敢想，那能够实现吗?”我叹气说：“怎么实现?我没钱，你没钱，你我家里都没钱。反正我家里是没有钱的，还有我。”她说：“那不会想办法?党中央都说过，办法总比困难多。”
要我想办法，我没有办法，就像想在一只麻雀的爪子上剔肉炼油，没有办法。借几百几千是可以的，几万几十万那不可能。平平说：“我妈妈催我们把证打了，我都二十六了。”我一想到领证就要安家，我心里发虚说：“这个事急不来。”她说：“我是男人我也不急。”又说，“其实我也不急，嫁不出去的问题对我不存在。我妈妈急。”我说：“老虎狮子鳄鱼我都不怕，我就怕你妈妈。”她说：“你能不能不要把我妈妈妖魔化?她是为我好。”我说：“那你也得等我有钱啊，钱，钱，钱。”
那些天我整天就想着钱的事情，钱，钱，钱。生活动一动就要钱，我还真不能不想。其实我也知道想也没用，就像想飞到月亮上去摘桂花，没用。可还是不能不想，几乎成了一种本能，比身体的饥渴更加饥渴。这种状态让我害怕，一个知识分子，他怎能这样去想钱呢?说到底自己心中还有着一种景仰，那些让自己景仰的人，孔子、屈原、司马迁、陶渊明、杜甫、王阳明、曹雪芹，中国文化史上的任何正面人物，每一个人都是反功利的，并在这一点上确立了自身的形象。如果钱大于一切，中国文化就是个零，自己从事的专业也是个零。惭愧，惭愧。
我把惭愧的心情对赵平平说了，然后说：“你好歹也是学历史的，你应该懂的。”谁知她说：“你没挣到钱我也不怪你，我真那么想钱我也不找你了，我没有你想的那么轻贱。可是你拿那些人来当挡箭牌就没什么意思了，他们是谁，你聂致远是谁?他们的名字刻在花岗岩上，你的名字躺在沙滩上。你看，cháo水上来了，”她往chuáng下一指，“上来了，还剩下什么?”又说，“圣人不是每个人都能学得了的，更不是每个人都能当的。能当你也敢当?他们每个人的生活都是一塌糊涂，一败涂地，你有几辈子去涂地?别说我当不了这圣人，就是当得了我也不当。”我说：“按你的想法每个人都应该唯利是图。”她摊开双手说：“这不是我的想法，这是生存需要，你不去挣一毛钱也没人送给你。”我说：“没那么恐怖，国家每个月还补助我几百块钱呢。”她说：“那你拿这几百块钱去买房子吧。”又说，“你把我妈妈妖魔化了，又来把我妖魔化。唯利是图我会走到你跟前来吗?我不过是想过一个平平安安的小日子。”
吵架归吵架，生活还是生活，这就是要钱、钱、钱。父母平时没负担过，过年总要孝敬个意思。亲戚的孩子要压岁钱，还有几家亲戚要去喝酒，结婚酒寿酒百日酒暖屋酒，自己不吃饭这人情都是不能缺的。家里gān脆就等着我拿钱回去杀猪过年。在他们看来，儿子在北京读博士，那是在最荣耀的城市读最显赫学位，还会差这点钱?这些事我都不敢跟平平讲。口袋里两千块钱是平时对自己苛刻到极点省下来的，在外面口渴了，娃哈哈也不舍得买一瓶，忍着回宿舍喝，实在忍不住就找个厕所喝自来水。
我拿出五百块钱给平平说：“给你妈妈。”她说：“你自己去给，我不好意思给。”我又递过去一百，把剩下的钱数了数说：“家里一大摊事也要应付一下。”她看了看说：“都在这里?”我说：“都在，你知道的。”她把钱退给我，又拿出一千块钱说：“你给我妈。”我把钱拿在手里发了一会呆说：“我不要。”她说：“烦呢，叫你拿你就拿着。”我说：“那我以后……以后还给你。”她瞪着我说：“那你到底把我当作你的什么人?同事?朋友?”我苦笑一声说：“唉唉，你是女孩子，我怎么能从你手里接钱?”又说，“平平，你要相信我以后会对你好，特别特别好，还要相信我能赚到钱。”她笑了说：“特别特别多的钱?”我摇了摇头，“那可能大概应该是不可能的。”
过年我在家里不敢久待，初二清早就离开了。给妈妈说的理由是“初一崽，初二郎”，要赶到女朋友家去拜年，实际上是想躲开马上到来的人情cháo。有七八场酒等着我去喝，喝不起。为这件事妈妈生了气，大舅六十的寿酒不能不喝，整生呢，二舅的暖屋酒也得喝，三层楼呢。人不在那意思也得到场，不然就太不好意思了，让她的面子往哪里放。小镇上的人穷，越穷面子就越要紧，人命关天，人情也关天，这是人们生活中的头等大事。鱼尾镇开天辟地出了个博士，她逢人遍告，也听了多少奉承话，到了这刺刀见红的时候怎能趴下?我把钱都摊在桌子上，拿出两张红票子说：“我买张座位票回北京，其他你拿去送谁我不管。”心想幸亏平平那一千块钱没拿在身上，不然肯定也不顾后果地拿出来应急了。妈妈说：“真的都在这里?”我说：“那你看看我钱包?”她说：“北京人都这么穷?北京来，天安门来，毛主席来。”拿出两张给我，说：“毛主席那里你还是买张票睡着去吧。”犹豫了一下又拿给我两张，“给岳母娘拜个年。”看着她皱巴巴一脸苦相，我觉得自己愧为人子，愧为人子啊!我实在不忍心逃离，又实在不得不逃离，一狠心，怀着万般歉疚，离开了。
汽车开出鱼尾镇，我看着流泽湖心中有些悲哀。湖中的鱼越来越少了，鱼尾镇越来越萧条了，年轻人也都出去谋生了。父母将来怎么办?说不是我的责任那也是我的责任，不然谁来承担?靠弟弟致高?他在镇上当个小学老师，女朋友都谈不到。想着那些朋友同学，家里不用负担，还能出钱帮着买房，真的让人嫉妒。快到平平家我心情更加沉重起来，准丈母娘还有一大堆问题等我回答，每个问题的解决都需要钱、钱、钱。
进了门赵平平就把一个小红包塞给我，竖起一根指头示意一千块。我瞟见她妈妈没看见，空虚地在客厅转了几圈，双手奉上说：“孙姨，拜个年，拜个小年。小小的年。”一副没志气的样子，自己看着也生气。我等着她说“安家”的问题，吃了中饭她没提，到晚上还没提，我心中松弛了一点，这一天好歹是赖过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