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是中秋jú灿烂，俯仰千古临西风。
我还没看完，郁明说：“好!有古人的境界，功力深厚。”小方说：“没想到吴教授的文学细胞也这么浓。”我想搜出几句话来说，什么苏东坡把中秋的月亮写绝了，后人再也开不出新境界，被吴教授开出来了;李白把古代的月亮写绝了，吴教授把现代的月亮写绝了，等等。这些话在头脑中翻跟头，就是说不出口，只是跟着大家说：“好，真好，真的好，真的是好。”大家不说诗了我又觉得丧失了机会，想弥补也来不及了。好，好，好有个屁用!难道还有人说过不好吗?好，好，还不如不说。告辞的时候我觉得好不容易有机会来一趟，没达到效果，想挽回局面也来不及了。
沟通的任务没有完成，心里像坠着一块铅。论文停在那里，下期答辩就来不及了;往下写吧，也不知该怎么调整。万一吴教授硬卡着怎么办?那几天我在学院的楼道里来回穿梭，眼睛瞄着吴教授的办公室，又装着看墙上的那些照片，心想自己怎么这么猥琐，老在这里溜墙边，跟个小偷似的。想起小时候爷爷对我说，看见那些溜墙边的人，就要小心，那不是什么好人。这天总算看见吴教授进了办公室，就敲门进去。吴教授说：“小聂哦，找我?”我把开题报告递过去说：“修改了一下，想请吴教授作个指示。”他说：“这个我就不看了。我早个十来年有几篇文章，跟你的论题可能有点关系，你可以参考一下。”我说：“我怎么没检索到，吴教授您的文章!您的文章!”他说：“那时候的文章可能没进检索系统。”我站在桌边，左手捧着笔记本，右手把笔凑上去，要把发表的刊物记下来。吴教授说：“坐着记，坐着记。”我坐下来，屁股只有三分之一在椅子上。都记下来了，我说：“一看这些题目我就觉得很有分量。”把手中的那张纸掂了掂，“很有分量!一定要写进文献综述里去。”他说：“小伙子，放心啊，调整一下就可以了，放心。”
出了门我很轻松，没想到这么容易就沟通好了。看来一个人要改变命运也不是那么难，问题是要有行动。忽又想起曹雪芹，他机会那么多，怎么就不去豪门那里去穿梭沟通一下?他是生活在别处的人，可是我在场，我就生活在此处，在当下，鼻子前面那点东西我不能不要。
读了吴教授的文章我有点泄气，跟我的观点不一样。我问冯教授怎么办?他说：“你就折衷一下吧，论文答辩吴教授是绕不过去的。”我只好调整思路，把自己的锋芒收敛了，往中间靠。因为不是自己真正的想法，写起来有点别扭。冯教授说：“先这么写着，毕业了拿去发表你再改回来。”我很苦恼，但也只能如此。这是小人物的命运，也激发着小人物成为大人物的蓬勃野心。
第二年四月我顺利通过了答辩，但争取推荐到市里评优博的目标没有实现，更谈不上全国优博。蒙天舒的水平就比我高那么多?我把他的论文反复读了，虽然也算扎实，可实在也读不出那种出类拔萃的境界。这让我感到沟通是多么重要。一个学者，除非他真正才华横溢，谁也压不住，不然不沟通就很难出头。沟通，现在叫做公关，从前叫拜码头。公关就是攻关，攻下那道关，这就是目标，目标就是一切，公平正义和人格清高都没办法讲。
13
读博的最后一年我过得很不开心，我被一把巨大的钳子给钳住了。这钳子的一边是写作中的论文，总是要考虑别人的想法和感受，不能痛快地自由表达;另一边就是毕业以后何去何从的焦虑，找工作的过程总是别别扭扭磕磕绊绊。这把钳子把我的心灵给夹住了，哪一边压力大一点，我都会痛得嗷嗷叫。这嗷嗷的声音别人是听不见的，唯有我自己能听到，很清晰，是心底发出来的声音，疼痛啊，渺小啊。疼痛是渺小的疼痛，渺小是疼痛的渺小。这就是聂致远。有时我就一个人坐在那里，在长久的静默中倾听。
以我自己的心愿，我想回麓城师大。可有蒙天舒在那里，我心里就堵得慌。要我多么看得起他，那不可能，别人不了解他我还不了解?可这只是我的心情，事实是他已经跑到前面很远去了，我只能远远望着他的背影。这是事实。在这个事实面前，我的心情毫无意义，对谁都不能说，包括赵平平，说了就是自取其rǔ。去年暑假我在路上碰见了蒙天舒，既然碰见了，就向他表示祝贺说：“你得了优博，北京那边都知道了!”这祝贺有点无奈，也有点虚伪。他说：“真的?”我说：“北京都知道了。”说起来我也没有撒谎，我一个师弟提到过这事，是感叹跑关系在这个时代是多么重要。师弟在北京，他也就成了北京。蒙天舒说：“是的呢，好多人跟我说过。”我说：“不容易!”他喜滋滋地说：“搞到了就搞到了，这个世界就是这样，搞到了那就是搞到了。”他的话让我心中隐痛，没搞到那就是没搞到。我说：“你还搞到了一个新娘子呢!”他说：“新娘子谁都有，你也有啊!还不是个女人?身上长得大概都是一样的。”我说：“都一样你怎么不找个村姑?”他喜滋滋地说：“大概还是有点不一样。”又小声说，“外国语学院的院花呢。”我诡笑着说：“那你天天采蜜采花粉。”他仰头哈哈大笑：“有朝一日而已，没有天天，没有天天!没你那么好的身体!”又说，“搞到了就是搞到了，这个世界就是这样，搞到了就是搞到了!”
搞到了就是搞到了。这话让我想了很多天。这是这个世界的生存哲学，全部的要义就是实现目标，要“搞到”，手段是无须计较的。不会有人去追究他为什么得到，而我又为什么没有得到。人们看到的只是结果，并以结果来衡量他的能力、他的地位、他应该得到的回报。当有人得到的回报大得超乎想象，而他就在你的身边，你还有什么理由、什么力量、什么韧性去坚守你的信仰、你的清高、你的内心骄傲?清高，这本来是一道心灵防御底线，就那样被轻易突破了，因为你不可能对身边的人“搞到”无动于衷。商人想搞到钱，不想搞到就不是商人了;从政者想搞到位子，不想搞到就不是从政者了。这是生活现实。知识分子想搞到学问和社会责任，不想搞到就不是知识分子……可这不是生活现实。学问更多地成为了路径，而不是目标本身。也许，应该理解他们，就像理解我自己。可是，理解之后，人们看到的是那种悄然无声的心灵衰微景象。这让我想起刚进大学那年，在一个晴朗而凉慡的深秋的下午，我拿着那本《宋明理学史》到麓山去读，不知不觉爬到了山顶。我随意地翻开书，正好瞟见了张载的千古名言：“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那一瞬间我激动不已，比中学时读到范仲淹心忧天下的名句还要激动。这是我的使命、我的道路、我的信仰、我的毕生追求。那时太阳正在落山，麓江上泛着金色的波光。在麓江对岸，麓城的高楼一望无垠，色彩缤纷，笼罩在落日的余晖之中。看着夕阳徐徐降落，我感到有一轮红日在心中缓缓升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