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金庸几部小说中的联系是成是败，是否适合读者的口味?还有赵敏这样的人怎么会爱上张无忌?
答：金庸有几部小说是相互联系的，比如she雕三部曲，有些人物是相互搭配的，这不是金庸的发明，这在30年代中国武侠小说中就已经出现了，一个作家各个作品人物互相呼应，这叫连环格局，整个的作品构成一个系列，比如还珠楼主的《蜀山剑侠传》，他还有一些作品是与“蜀山剑侠”有关的，构成一个“蜀山系列”，这是一种小说描写的进步，这样使整个创作更加体系化。这不仅是金庸一个人这样做，其他作家也这样做，而且，这些武侠小说作家之间他们自身就是相互呼应的，比如金庸和梁羽生，把少林寺写成天下武林正宗之后，以后任何一个武侠小说作家都没法推翻这个结论，不管什么武侠小说，它的第一人物可能不是少林寺的，但是天下武学的正宗，平均实力最高的，还是少林寺，最后找来找去还是找到少林寺，少林寺成了一个象征。
赵敏爱上张无忌是完全有可能的，因为张无忌除了武功高超以外，就和我们平常人一样，优柔寡断，没什么英雄胆略。我们平常就是这样，没什么能耐，虽然专业上本领很好，但是经常遭受女人的骗，这没什么奇怪的。但有些女性，非常聪明的女性，非常有本事的女性却偏偏爱这样的人，因为这样的人使她有安全感，她可以操纵他于掌上。
问：金庸小说中的人物你最喜欢哪个?
答：我个人最喜欢萧峰。
问：千古文人侠客梦，文人似乎天生具有侠肝义胆，你被称为关东大侠，作为一介书生，你理解武侠小说，是否包含你对现实的看法，你是否想过钻入武学桃花岛中，做一个大侠?
答：我并不是专门研究武侠小说的，我自己的专业是现代文学，就是研究20世纪中国文学，20世纪中国文学中包含武侠小说这一块，这属于我的专业范围之内，我的工作职责使我有必要来研究它，特别是现在是一个大众文化的时代，千百万大众所关心的东西，专业工作者有理由做出自己的研究和解释，否则是一种失职。当然除了个人工作需要之外，从我个人的性格上讲，我很喜欢读金庸的武侠小说，并不是所有的武侠小说，虽然当初读了很多，那时不辨良莠。现在，我除了工作之外，让我自己读，我还是读金庸，因为它和现实的生活太密切了。什么叫社会，社会其实就是江湖，现在人常说：“人在江湖，身不由己”。哪是江湖?并不是在社会之外另造一个地方。什么叫桃花岛?桃花岛就是我们每个学校，就是远离热闹地方的一个地方，虽然远离，但是正好可以练一种高深的武功，将来好去横行中原。
问：金庸小说中武功起名的缘由的境界是什么?
答：刚才我讲到金庸小说中的很多细节都包含中国文化，其中就包括这些武功的名称，这些武功的名称包含了中国方方面面的哲学思想，像降龙十八掌就是从中国的《易经》中来的，无法翻译;玉女心经，也无法翻译;黯然销魂掌如果没有丰富的中国古典诗词修养也没法翻，因为它包含着人物的性格。杨过为什么一打黯然销魂掌时就威力无比?而且心情快乐时还不能打，必须是想念小龙女时打才行，这都包含着中国文化中天人合一的思想。
问：谈谈金庸个人经历与其作品的关系。
答：这是个大问题了，就是作家经历与其作品的关系。金庸早年是个武侠小说迷，本身喜欢读武侠小说，他和梁羽生在《大公报》时，每天他们俩就是下围棋，谈武侠，就是像我们现代大学生一样。梁羽生本名叫陈文统，为什么叫梁羽生呢?因为他崇拜白羽，后来很偶然的机会他们写了武侠小说，就是在澳门有一场武术比赛，非常简单，只有一分钟的时间太极派的掌门人一拳把白鹤派的掌门人鼻子打出血了，然后比武结束。但是这么一个小的擂台比赛，却给报纸很大的启示，《大公报》反应非常快，马上宣布，本报第二天开始连载武侠小说——梁羽生先生的《龙虎斗京华》。梁羽生这时还不知怎么回事呢，然后报社马上就让他写，写得很受欢迎。后来又让金庸写，这是很偶然的一个机会，他原来并不想做这个，他原来做编剧，后来一写，一发而不可收，就写下去了。他一写下去，自身的性格、兴趣、经历就在这里体现出来了。我看一本传记，他说金庸笔下写了那么多花旦，那么多女性，从中可以看出金庸对女性的偏爱来，有的人经过分析，据说金庸年轻时，他追求过夏梦而不得手，因为那时夏梦是大明星，是香港一流的影星，而金庸只不过是一个小编剧，一个毛头小伙子，看不上他，他可能把这种利弊都转移到笔下的形象上，但是金庸本人是不承认这个说法的，因为金庸现在的夫人比他小20多岁。那么后来金庸的作品越来越能看到与本人经历的关系，虽然写的是虚构的故事，但是那个境界，你看为什么“文革”时他写个人崇拜问题，写专制集团的问题，写“山呼万岁”的问题，他写了多少这些方面的问题，东方不败、任我行是一个例子，日月神教是一个例子，洪教主是一个例子，有很多这方面的例子，星宿老怪是一个例子，溜须拍马，歌功颂德，这样的集团他写了不少，这都和他现实的观察有密切的关系，所以金庸虽然写武侠，但是把现实的东西融和进去，这样又不至于很局限、很具体，又超越了具体的写实小说。
(本人在各高校所作金庸小说讲座基本上大同小异，特选北广一场，取其比较全面且对话有代表性也。本文收入中国工人出版社《透视中国》一书。)
点金成石篇金庸与国民文学(1)
国民文学，是现代民族国家建立和发展进程中，或明或暗地参与到意识形态构建、影响到民族共同体成员对于国家之想象的“现代性”文学。在中国，晚清以降，国民文学借助各种现代媒体，展现出十分多样性的格局。经过“五四”新文化运动，“新文学”逐渐占据文坛中心，成为国民文学的主导。然而，通俗文学长期没有消失，它们经过改良和演变，一直充当着现代中国国民的基本读物。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国家把通俗文学也逐渐纳入计划生产的轨道，形成大约30年左右的独特的雅俗合流局面。20世纪80年代以后，在文学解放的口号下，新文学实际上仍然充当着主流意识形态的同谋者，而重新恢复市场独立性的通俗文学，则呈现出比较复杂的面貌。其中席卷大陆的金庸的武侠小说，被许多读者和学者从通俗文学的家族中剥离出来，成为中国当今文坛的焦点之一，引起长期的关注和争议。这背后实际上存在着一个对国民文学的重新理解问题。本文试图从国民文学的角度，探讨一下金庸小说为现代中国读者所构建的中国想象。
一 文化中国
金庸小说从文化角度确立了中国的民族国家形象，建立了一个磅礴宏伟的“文化中国”，从而赢得了不同政治立场、不同价值观念的最大多数读者。这是金庸小说的决定性魅力。
金庸小说的创作时间是20世纪50-70年代。与同一时期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导下的大陆文学中那种有意否定传统的倾向相反，金庸小说大力“弘扬传统文化”，以传统中国继承者的面貌吸引了香港、澳门、台湾和东南亚等所谓“中华文化圈”的大量读者，实际上成为大陆以外的一个“中华凝聚力”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