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样奇怪的沉默中，王丽的肚子居然一天天大了起来。终于，王丽的父母在某日清晨赶到了九镇，她的母亲当街捶胸顿足，呼天抢地，几欲自绝。而她的父亲则铁青着脸，对王丽拳脚相加，而她依然站在人群的中央，双目无神，忍受着一切。
王丽的父母在大闹一通，酣畅淋漓地向父老乡亲们表达了自己为人的高尚纯洁，以及对女儿所作所为的鄙视唾弃之后，心满意足地带走了她。他们去了哪里，没人知道。后来听说，他们找了一个地方，让王丽把小孩生了下来，马上就托亲戚把小孩送给了远在贵州山区一户求子的人家。因为，他们觉得女儿就够丢人了，再留下这个野种只会更丢人。
从那之后，很多年间，我没有再见过王丽，但是我一直都晓得她的消息。她出了问题，她不哭不闹，不喊不叫，只是整天整天地坐在一边，连拉屎撒尿都已经不晓得。村里为她申请了低保，每个月百来块钱，靠着这点钱和父母的照顾，她还活着。
不过，我常常在想，如果她父母死了呢?也许，最好、最残酷的答案，就是带着她一起共赴huáng泉。不然，她该怎么办?
这件事发生的最初，除了少数的女人对我表现出一丝厌恶与失望之外，人们并没有过多地指责我。甚至，那些经常一脸贱笑地拿这件事调侃我的男人们，我都能透过他们微微眯上的双眼看到那一副副虚伪恶心的嘴脸下面掩藏着的羡慕与嫉妒。不过，自从传出王丽疯了的消息之后，我的境遇被彻底改变了。人们一改往日对王丽的鄙弃、仇视，转而无比同情起她的遭遇来。人们认为就是这个平时一副鸟样、让人很看不顺眼的毛头小子弄大了王丽的肚子;是我勾引了原本美丽、优秀的王丽;是我教着王丽一步步学坏;又是我最终无情地抛弃了可怜的她，导致一个花样的女孩到了今天这般田地。
甚至那些看着我长大的老街坊们都开始发出了这种议论。
终于，我也继王丽之后，在一夜之间成了九镇的臭狗屎，没有一个人愿意自己的孩子与这个名字扯上半点关系。只是人们根本就不愿正视，或者还在刻意地去忽视一个事实：那个孩子真的不是我的。在最初的第一次之后不久，我就已经离开了王丽，我们之间再无肌肤之亲。不过，我知道，对于那些人来说，真假其实不太重要。有段可以让他们在茶余饭后，开心一谈的趣闻艳事，这是个很大的快乐。何况在这件事中，有一个可以供他们发挥怜悯与仁慈的可怜女孩，还有一个可以让他们表现正派与道义的无耻流氓。
王丽在压力中疯癫了，我却在压力中开始疯狂。我越来越忍受不了别人看向我时眼白上翻的神情;我越来越承受不住，别人有意无意、指桑骂槐地说给我听的议论，还有那些家里饭桌上的责骂、学校课堂中的嘲笑、街道人cháo里的指点……
在人们的眼中，我永远都是一坨又臭又脏的狗屎。不过，他们并不知道，我没有害怕，更没有羞愧。我的心中只有愤怒，让我整夜整夜无法入眠，无论何时何地都感到心如刀绞的愤怒。
我恨所有的人，我需要的只是一次彻底的爆发。在狗一样活着的日子中，机会终于来了。
皮铁明、何勇、鸭子
九镇是个非常古老的小镇，而且位于群山深处。它的偏僻闭塞让它保存着千百年以来小镇应该有的一切东西，比如“逢场”，也叫赶集。九镇的集市在每月逢九的那三天，尤其是月中十九，是大集，周边乡镇的人们都会过来“赶场”。那个年代的年轻人并不像现在这般幸福，当时的我们没有这么多娱乐休闲的场所和认识同龄姑娘的途径，可少年人激情澎湃的天性总是一脉相承。于是，每月十九的大场，对于九镇所有年轻人来说就成了一件头等的大事。每个月的那一天，体恤民情的镇文化站都会在九镇中学的大操场上免费为大家播放露天电影。
这也是泡妞jiāo友、chuī牛皮的最佳时机。每次赶大场的前一天，九镇的小伙子们都会把自己最漂亮的衣裤洗好、晾gān，然后叠好，贴着chuáng板放在被褥的最下面，裤子的缝一定要刚好压在最中间，衬衣和外套的领子也一定要平平整整。
第二天早上起来，衣裤都已经被自身体重压得一丝不乱。夜晚降临，当九镇文化站的大广播开始播放“一条大河波làng宽，风chuī稻花香两岸”的时候，少年们就如同打了jī血，匆匆扒完碗里的饭菜，拎着铁皮桶就去洗澡，无论平时多么懒、多么不爱gān净的人都是一样。然后，他们再穿上压好的衣裤，带着一身的肥皂香味，单手提一个小马扎，赶赴盛宴。
事情发生的那天也是十九，大集。
我本来不想去，我知道九镇的人们不太喜欢看到我。所以前一天晚上我没有压衣服，甚至连澡都没洗。当大广播开始放歌的时候，我端着一大碗饭，坐在自家套屋(方言，客厅)里，边吃饭边看一本叫做《五凤朝阳刀》的武侠小说。我正看得有趣，放在凳子上的书突然被人一把抢走，一个熟悉的说话声响了起来：“你搞什么麻皮(方言，小鬼，混混)啊?今天是十九呢，穿成这个样子。走吧，还吃个屁!何勇和鸭子抢位置去哒。”
一抬头，我看见了已经打扮得油光水滑、神清气慡的好友皮铁明。
在很小的时候，我就有三个关系非常好的朋友——皮铁明、何勇、鸭子。他们同样也是这个故事的主角。
何勇是一个简单、直接而又非常奇妙的人，他的奇妙在于他有着自己一套独特而怪异的思维方式。举两个例子来说明，第一件事发生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我们还在一起读初中的时候。某次，我和他一起坐车去市里买东西。那时的jiāo通远远没有现在这般发达，到市区三十多公里的路，要颠颠簸簸两个多小时才能走完。那个时候也还没有提倡“五讲四美树新风”，这么长的路程，给别人让座的并不是很多。可是，何勇让了，让给了一位中途上车，年纪也并不是太大的老人，而那位老人一句客气话都没说，赶紧将位置让给了自己的儿子和儿媳。
一般人遇到了这样的事，也就只能是暗自窝火，不再多言。何勇不，他直接走过去，要那两个年轻人起来，把位置还给他。两人不还，不但不还，还犯了一个中国人通常都有的坏毛病，说话带脏。何勇要他再说一句，他说了，于是何勇就打了他。我在旁边，不能不参加。
那一架，我们并没有打赢。因为九镇通往市区的公路两旁都是农村，中途上车者一般都是务农的人，能拿着锄头修理地球的人都有一个显著的特点——有劲，而我和何勇又还太年轻。何勇被打得一鼻子血，我问他：“你何必啊?就为了一个座位，我拉你都拉不住。”
他说：“什么何必?我问你，什么何必?让位子，我是好心，我是让给那个老婆娘坐，不坐就给我。这个杂种比我们还壮实些，我的位置为什么要给他坐啊?他是大妈妈(方言，正房太太的意思)生的?他还骂我的娘，我不打?”
我没有再回答。我知道他是一个与众不同的人，他说得也并不是没有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