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还想到了一些别的人，他们有的从很高的楼上跳下来，粉身碎骨而死;有的到铁道上去卧轨，身首异处而死。这都是听说的，没有亲眼见到。类似的事情还听到不少，人数太多，我无法一一想到了。每个人在自杀前，都会有极其剧烈的思想斗争，这是血淋淋的思想斗争，我无法想下去了。
我的思绪在时间上又转了回去。我想到了很多年前的五十年代，当时有两位教授投未名湖自尽。湖水是并不深的。他们是怎样淹死的呢?现在想来，莫非是他们志在必死，在水深只达到腰部的水中，把自己的头硬埋入水里生生地憋死的吗?差不多同时，一位哲学系姓方的教授用刮胡刀切断了自己的动脉，血流如注，无论怎样抢救也无济于事，人们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他慢慢地痛苦地死去。
我的思绪在时间上更向后回转，一转转到了古代，我想到了屈原，他是投水死的。比屈原稍晚一点的是项羽，他是在四面楚歌声中自刎死的。对自刎这玩意儿我实在非常担心。一个人能有多大劲能把自己的首级砍下来呢?这比用手枪自杀原始得多了。我想，如果当年项羽有一把手枪的话，他决不会选择刀剑。
我的思绪不但上下数千年，而且纵横几万里，我想到了以希特勒为首的德国法西斯头子们。据说，他们自知罪恶多端，每个人都准备了一点氰化钾，必要时只要用牙齿一咬，便可以上天堂或入地狱了。德国化学工业名震寰宇，他们便把化学技术应用到自杀上，非其他国家所能望其项背。日本人则以剖腹自杀闻名于世，这是日本人的专利，没听说其他国家向日本学习的。不过这种方式一个人还实行不了，因为剖了腹一个人也是不会立即死去的，必须有一个助手在旁，自杀者一经剖腹，助手立刻砍下他的脑袋，日文叫做“介错”。我还听说，日本青年男女在热恋最高cháo时往往双双跳入火山口中。这也不能普遍实行，没有火山的地方，就绝对行不通的。
就这样，我浮想联翩，想入非非。有时候，我想得非常具体，非常生动，我把死人想像得就像在自己眼前一样。我仿佛看到了鲜红的血流满尸体，可怕而又具有吸引力。我知道，这决不会给我带来愉快，然而却是欲罢不能，难道上苍就真不给我留一条活路了吗?
我从来没有研究过自杀学，可现在非考虑不行了。我原以为离开自己很远很远、与自己毫不相gān的事情，现在就出现在自己眼前了。我决无意于创建一门新的“边缘科学”，自杀学或比较自杀学。现在是箭在弦上，非创建不行了。凡是一门新兴学科，必有自己的理论基础。我在别的方面理论水平也很低，对于这一门新兴的比较自杀学，我更没有高深的理论。但是想法当然是有一点的。我不敢敝帚自珍，现在就公开出来。
我用不着把历史上和当前的自杀案例一一都搜集齐全，然后再从中抽绎出理论来。仅就我上面提到的一些案例，就能抽绎出不少的理论来了。使用历史唯物主义阶级分析的方法，我能够把历史上出现的自杀方式按社会发展的程序分成不同的类型。悬梁、跳井，大概是最古老的方式，也是生命力最qiáng的方式，从原始社会，经过封建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都能使用。今天也还没有绝迹。可谓数千年一贯制了。氰化钾是科学发达国家法西斯头子的专用品。剖腹和跳入火山口恐怕只限于日本，别国人是学不来的。这方式在封建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都同样可以使用。至于切开动脉仅限于懂点生理学的知识分子，一般老百姓是不懂得的。服安眠药则是典型的资本主义方式，是世界上颇为流行的方式，无论姓“资”还是姓“社”，都能懂得的。不过，我想，这也恐怕仅限于由于脑力劳动过度而患神经衰弱的知识分子，终日锄地的农民是不懂得服安眠药的。我为什么说它是资本主义方式呢?中药也有镇静剂;但药力微弱，催眠则可，自杀不行。现在世界上流行的安眠药多半出自资本主义国家。所以我说它是资本主义方式。服安眠药自杀最保险，最无痛苦。这可以说是资本主义优越性表现之一吧。
第二部分第21节 理论基础
我的理论基础大抵如此。
理论必须联系实际：我究竟要采用什么方式呢?不用细说，大家一定都能猜到：资本主义方式。好在我已经被打倒，成了“反革命分子”，这一点嫌疑我也无须避讳了。
在自杀行动中，决心下定以后，最重要的问题就是决定用什么方式。现在我的方式既已选定，大功告成就在眼前。我可以考虑行动的时间和地点了。时间问题很容易解决：立即实行，越快越好。至于地点问题则颇费周折。解决这个问题，首先—恕我借用一个当时极为流行的词儿—要考虑大方向。大方向无非是有两个：一近一远。近是就在家里，远则要走出家门。最方便当然是在家里。但我顾虑重重。我们家里只有一大间一小间房子。如果在家里实施我的计划，夜里服下安眠药，早晨一起chuáng，两个老太太看到我直挺挺地躺在chuáng上，她们即使不被吓死，也必然被吓昏。这是多么可怕的情景呀!我一生为别人考虑过多，此时更是不得不尔。把我的尸体抬出去以后，死过人而且是死过自己亲人的房间，她们敢住下去吗?不敢，又待如何?值此世态炎凉，人情如纸的时代，谁肯谁又敢向这两位孤苦无告的老太婆伸出援助之手呢?我现在已成为双料的“反革命分子”：新北大公社已经给我戴上了这样一顶帽子，如今又“自绝于人民”，是在反革命之上又加反革命了。总之，在家里不行。
那就在外面吧。在外面也有一个方向问题，而且方向的头绪更多。我首先是受了我上面提到的中文系那一位总支书记的启发，想到了西山。西山山深林密，风光秀丽。倘我能来到此处，猎猎松涛，琮琮泉声，头枕松针，仰视碧空，自己亲手消灭掉一生最可宝贵的生命，多么惬意，又是多么有诗意呀!简直是我一生中最后的一首最美妙的诗。但是，那地方太远，路上倘被红卫兵截获，那就要吃不了的兜着走了。我否定掉这个想法，又想到颐和园。过去有不少名人到这里来寻短见，王国维是最著名的例子。可我不想学王老先生投水自尽。在山后找一个dòngxué，吞下安眠药，把花花世界丢在身后，自己一走了之。但是我又怕惊吓了游兴正浓的游园的仕女君子。这个主意也不妥。我想来想去，想到了后面只有一条马路之隔的圆明园。这里有极大的苇坑。时值初冬，芦花正茂。我倘能走到芦苇深处，只须往地上一躺，把安眠药一服，自己的目的立即达到。何等gān净，又何等利索!想到这里，我对自己非常满意，我高兴得简直想手之舞之，足之蹈之。我认为，这简直是我的天才的火花的最后而又最光辉的一次闪烁。过此则广陵散矣。
我的心情异常地平静，平静得让自己都感到害怕。我没有研究过古今自杀人的死前心理学。屈原在泽畔行吟时的心情，从他的作品中得知一二，但也不够具体。按道理，一个人决定死是非常困难的，感情应该有极其剧烈的波动，甚至痛哭流涕，坐卧不宁，达到半疯的地步;然后横下一条心，慷慨死去。江淹说：“自古皆有死，莫不饮恨而吞声。”我一没有饮恨，二没有吞声。我的心情很平静，平静得让我自己都感到异样，感到不可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