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近乎天真的语言，诉说着一种无言的悲哀。当年轻人不再拥有争论或争吵的环境时，也就会失去或推迟按他们想法改变世界的机会;而不年轻的人们，失去来自不同意见的冲击，也往往会使自己更早走上错误不断的路程。这中间，没人是赢家，太和谐是最大的不和谐。我们都愿意在梦想中写入民主、自由、平等这样的大词，然而，有时，它必须先从办公室里慢慢做起。
很多年前，歌词里的两句话，一直是我们思考的大问题：是我们改变了世界，还是世界改变了我和你?大家都唯恐答案是后者。今日，莫非这担心已不再是担心，就像这首歌已不再有人唱起一样?
杯满则溢，先倒了
电视主持人是一个必须以出头露面为工作方式的职业，出名是这个职业的副产品，甚至是一个衡量你工作是否成功的标准。想想看，如果一名电视主持人，出头露面十多年，人们依然记不住他的名字，估计真是个大问题。
但是，这“名”经常被异化、扭曲。
电视就像一个放大器，很容易一瞬间让你被家喻户晓，就像我一次又一次说过的那样：“中央电视台这地方，拉条狗进演播室，连播一个月，中国名狗!”但是你自己一定得明白：“背靠大树，就真以为自己成了大树，这很搞笑!”
事实还真就如此，电视主持人这个很难不出名的行当，经常让业中人士，把名气当成自己优秀的标志。其实，名气与优秀，还真不是一回事，有时甚至差得很远。这里面的泡沫成分一点儿不比房地产少，但是，无论主持人自己，还是众人，清醒者不多。
我时常恐惧于这种泡沫的放大，恐惧中，常有一种不安。
2000年底，我突然感觉有些gān不下去了，有一些光环虚幻得可怕。那一年，我主持了悉尼奥运会，然后坐专机回国;被领导接见时，朱镕基总理竟然一进屋先与我来握手，然后才是奥运冠军们;还有不停地得奖，比如“全国十大杰出青年”，“年度主持人”等等……
在1999年的全国新闻界演讲比赛中，我获得了特等奖。但我难忘的不是奖杯，而是“做文与做人”这五个字，它可以视为一生的题目。
作家刘恒大哥开我玩笑，“小白，如日中天，小心太阳落山啊!”
我答道：“放心，大哥，换个地平线再升起一回呗!”
这年年底，我放弃了刚刚改版的《东方时空》总主持人，关掉了手机，开始一个新栏目《子夜》的研发。这是一个希望在午夜时分播出的评论栏目，播出时间决定着，如果这个栏目开播，它很可能躲到主流之外。
没想到，这个研发过程波折太多，最后让我离开主持台近一年的时间。
那是一段寂寞的日子，当然也是收入很少的日子。为怕母亲和家人担心，早上明知没事，也要早早离开家，去一个几乎没怎么装修的空空dàngdàng的办公室，和几个研发同伴一聊就是一天;没什么贡献的日子，吃起单位的盒饭都有负罪感。
然而，这的确是一段“放下”的日子，如同《道德经》里的话，“杯满则溢”，杯子满了，就再也装不下什么，怎么办，倒掉它。如同计算器，不管你曾经完成过怎样的大运算，想要重新开始，必须得复零。
接近一年的时间后，《子夜》独立放生的路被堵死，为我“虚度”一年而着急的孙玉胜副总编，将《子夜》改造后并入又一次改版的《东方时空》，以《时空连线》的方式亮相，而由于无法回避的原因，我被迫必须担任制片人，一个不是官的官。
制片人制，是1993年始于《东方时空》的改革举措，曾经为推动中国电视前进做出巨大贡献。然而，近十年时间过去，当我担当制片人之后，却发觉这制度在有些方面已经落伍了，尤其对于每日播出的新闻栏目来说。
它让权力过于集中于个人，一股独大，节目好坏都由他来定夺，“独裁”痕迹明显，民主的气息不够。于是，我上任后，gān了两件事：先是把我的工资关系全部移jiāo到上一层部门，自己不与组里发生一分钱的财物关联;第二，经过一段时间摸索，建立编委会制，大事小事由编委会民主制订，制片人的权力被大大削减。我的想法就是，当我们还无法改变整个世界的时候，至少可以先改造自己的环境。果真，栏目组的战斗力大为改进，节目水平稳定并平均地提高，最关键的是，人才得以自由成长。像张泉灵、柴静等都是《时空连线》的主持人，王跃军、隋笑梅、王新宇等都是栏目的记者，而更有趣的是，过后几年，从这个三十个人的小组里，走出十余位主任及正副制片人。我想，这便是民主与自由的小小结果。
2003年，借新闻频道开播之机，小小《时空连线》组，又创造出《新闻会客厅》和《中国周刊》(后改名为《新闻周刊》)两个栏目，都是由我来当制片人。一个人，负责三个新闻栏目，两个日播，一个周播，过去几乎没有。
十几年前一起出发的老朋友，体重都长了，焦虑与压力也都长了。得到的与失去的，自己心里明白，只不过，老友聚在一起，笑容会多一些，如同烦恼又多了一些一样。在我们四人的中间，就是《东方时空》的创办者，我们的领导兼同行——孙玉胜。
老问题再一次出现，“杯满则溢”。
扶上马，送一程，该作的决定终要作出。几个月过后，栏目都已经打响，到了告别的时刻，2003年8月，我辞去三个栏目制片人的职位，重回一个单纯的主持人角色。
这对我来说，是一个重要的减法。虽然辞职的那一天，告别会开完，不过下午两点多，我开着车离开单位，突然不知道，我这车该往哪儿开，然后，漫无边际地随车逐流，但是我感受到一种难得的自由，这自由并非来自辞掉责任，而是因为卸掉了一种诱惑。于是，我很庆幸，手中的车虽然不知往哪儿开，但我还没有迷路。
至于我为什么作出这个决定，答案的版本有五个。
永远正确版：一个人只能把一件事情做好。相对制片人来说，我做主持人可能更被需要。
搞笑版：以前我妈说，别开车别当官!后来不得不开车，又要听妈妈的话，只好不当官。
内心版：做制片人的同时，做主持人的思路就为此改变。所谓屁股决定脑袋，经常怕空播怕节目被“枪毙”，而让自己作为主持人的提问与评论越来越平庸地安全着。而辞去制片人，我又回到了白岩松这个角色，独立的思考再度归来，这对于主持人来说，十分重要。
狂傲版：不当官，与任何人平起平坐;当了官，永远是人家的下级。
为您服务版：我一离开，挪出很多个位子，兄弟们顺势都可以往上坐一坐，自由了自己，成长了别人，何乐而不为?
……
于是到如今，我一直是一个永远本科文凭、在央视没有一张办公桌的普通群众，但是当群众不意味着没有责任，如同老记者艾丰对我所说：“小白，能够改变领导的群众才是好群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