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签名与留影也像是一个坎，常常让自己虚幻了麻木了，以为天经地义。我总是相信，自己签过的一些名，别人也没再看过第二眼，你如真对人有用，不留下名字，别人也会记住你。
利，是另一种考验。
这个社会，对所谓的名人，是有消费欲望的。而名人们，也就在被消费中，获取自己的利益。如果你愿意，似乎每天都可以有宴席参加。只是不知道，时间长了，还会不会有品尝味道的能力。
有了名，有时就开始有了身价，谁都喜欢钱，但适可而止守住底线取财有道就难。让人奇怪的是，我常常见到有的人永远在付出时间挣钱，却连花钱的时间都没有，那么，挣钱为什么?还有，如果你自信于一生都有挣钱的能力，为什么那么急于一时?人，是自己欲望的主人还是奴隶?
有一次，等待录制节目时，襥存昕大哥与我私下里聊天，恰恰聊到了这个话题。他的准则总结成几句话让我深有感触：该挣的钱坚决要挣，不该挣的钱坚决不挣;该花的钱一定要花，不该花的钱一定不花。
我以为，有道理，但什么该什么不该，就看每个人内心的标准，它注定因人而异。更何况，人在江湖，身不由己，不是所有的事情都可以轻易说不，谁也无法百分之百地清洁。我也同样如此。走的时间长了，就常常发现生活中有些人在计算得到的时候，往往忘记因这得到而会失去什么。如果每次去得到时都计算一下，看值不值，就不会那么拼命去得。但在“得”的诱惑面前，又有多少人在乎因此而来的“失”呢?
心理，也是一种考验。
人们都看到所谓名人人前的光辉，却很少看到人后的伤口，总是要到又有哪个名人自杀了、吸毒了，才短暂地拿起纸笔，探讨一下名利场中人的心理压力问题。
有的时候，我会很有兴趣地与叫白岩松的那个人保持一定的距离，看他的被异化，观察与思考在他身上的有趣之处，看他与社会和公众之间的关系。或许我有自己幸运的地方，刚一走进电视圈，接触的就是“东方之子”，那是一群有名有利有权有信仰有地位的人。在太多的人眼里，包括在当时的我眼里，如果达到他们的程度，还不得幸福死?然而，当我真的走近他们之后，才慢慢明白：每个人，都有着自己的人生，那些外在的东西，与幸福并不真正挂钩。时间长了，也就释然。这个时候，我妈说过的一句话就起作用了。她说：人的一生，不管贫富贵贱，最后加减乘除，一算分，都一样。
2010年夏天，中学毕业二十五年聚会，酒席上，轮到我发言，我和同学掏心窝子说了这么几句：所谓混得好的，一定有不为人知的痛苦与要付出的代价;所谓混得不好的，也有属于自己的幸福和平静。就看你怎么看待它，怎么善待拥有的好。
所以，谁都得知道自己是谁，而同样的，所谓名人，首先或本质上只是个更多人知道他名字的人，有好有坏、被更多诱惑也被更多约束的人，走得远不远，看自己的造化了。
做一个怎样的既得利益者
2010年chūn天，我与《新闻1+1》栏目一起获得《新周刊》电视榜的三项大奖，因为得奖不少，我就拥有了两次上台发表获奖感言的机会。有意思的是：第一段获奖感言，由于具有某种娱乐元素，第二天被媒体广泛转载;而第二段获奖感言，也许是因为太过严肃并尖锐，第二天，找不到只言片语的报道。于是，只好记录于此。
“在我看来，电视的下一步发展，取决于现在的既得利益者们，而不是年轻人和即将告别电视的人们。”
“现在的既得利益者，是过去的改革推动者，他们因此拥有了名气、权力和金钱，但接下来他们怎么做，至关重要。”这个“他们”中，自然也包括我。
“如果他们愿意让一些利，会有助于年轻人快速成长;如果他们能对自己的利益少一些在乎，就会说更多的真话办更多的实事，推动电视的又一轮改革;可如果他们屁股决定脑袋，只在乎自己的利益，那电视就危险了!”
这是十年前在体育场留下的一张照片，“人民”二字看来意味深长，其实它是“增qiáng人民体质”中的两个字。总听到有人说：做记者的，要替人民鼓与呼。我并不喜欢这句话。你凭什么“替”啊?大家都是“民”中的一个，“人”中的一员，说实话就好了。
其实，不仅仅是电视如此。
我自己也是既得利益者中的一员，从当初那个四处租房子住敢于争吵有冲劲的小伙子，变成现在时常被叫做“白老师”、略有发福的中年男子，毫无疑问，我们为上一轮电视改革做出了推动并成为那次改革的受益者。
然后呢?也就是现在。
这的确是一个并不轻松的拷问。其实，回头看历史，总是这样的轨迹。革命者，充满热情与gān劲，带着建设新世界的理想，革了落后者与落后时代的命，然后坐享其成，时间一长，再被新的革命者革命。
周而复始，历史在重复中前行。
我们呢?有时，既得利益者还有另外的毛病，成功过，意味着也许优秀过，于是，自以为是。殊不知，时代已发生了快速的变化，世界已不是原来那个世界，可这个时候的既得利益者，依然认为自己掌握着真理，慢慢地，成为正确理念前行的阻拦者，而自己还并不觉察，让旁观者感慨并为之发出一声叹息!
记得2008年，要创办《新闻1+1》时，有人劝过我：这是不讨好并得罪人的节目，算了吧。虽然，评论节目上马，是新闻改革与电视台的需求，但各种因素决定，如有问题，账会记到我头上。
开播一段时间后，某些事实也证明了人们的担心有一定的道理。的确，做主持人时，上上下下，支持与表扬者多，我面对不了太多风险;但成为评论员之后，隔三岔五因评论而让一些人一些部门不高兴，说完全没有压力，那是不可能的，甚至曾经非常信任我的领导，也开始对我不满。我有委屈却不想解释，让时间与良心去回答吧!
其实没有选择。这条路，不是我个人的选择，电视改革走到了这一步，也许会多了很多风险，开玩笑说：成先锋或成先烈仅一线之隔。但又怎能不走，不前行呢?更何况，这条路，出发时，并不只我，太多的人，太多的梦想。
当我在众多人的帮助下走到今天，肯定不是让我个人来独占利益。在我们的身上，依然有众人的期待与寄托!更何况，在这个复杂的变革时代，我们有我们的价值与推动能力。如果我们贪图自己的安全与安逸而停下脚步，年轻人又能走多远?他们的未来又在哪里?所以，既得利益者不能让自己的利益遮蔽了向前的冲动，哪怕因此可能会付出代价。
2008年年底，12月23日，《东方时空》重要创建人之一陈虻不幸去世，终年48岁。
午夜的北京街头，我驱车前往医院，一路上的表情注定怪异，不是哭不是笑，只觉得荒唐，似乎要送别的不是一个人，还有一个时代。仅有送别还不是大问题，而是为什么会送别得这样早?真的说了再见就不再见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