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理是这个道理，却还没太往咱自己这儿想。不过，随着中国实力的增长，你与人家关系日益密切，在中国面前表达一下、示威一下的事情也开始增多。
刚开始别说“遇到”，连听说都很紧张和尴尬。在印象中，最早有相关内容的报道，是在九十年代，江主席出访美国时，大学演讲，现场外有人闹出了动静，但里面的演讲继续进行，这一个小插曲，让记者们意识到，以前文字中见识的场面，开始更多地与咱有关系了。
2008年，有一次，我去报道国家领导人出访，其中有一个环节，是在该国首都的著名大学演讲。
演讲是这一天的下午，我中午就早早地到了学校，然而一到了那儿就发现，比我到得还早的，是一大群准备好的示威者，仔细一看一了解，示威者是由几拨人构成的。有“藏独”，有“法轮功”，有其他目的的，剩下的很多人是看热闹性质的，阵势不小。不过，警察已经在礼堂与示威者之间留出了一个隔离带，中间大约有五六十米的距离。我到的时候，由于离领导人演讲还早，示威者喊口号的频率还很低，围观的人也不多。
有趣的是，不久你会发现，反对示威者的人群正在旁边逐渐壮大，一面又一面五星红旗开始出现，虽然过程中偶有冲突，但总的看，还算和平相处，各自不同的口号与标语旗帜，表达着各自诉求。骂，是一种自由;爱，也是一种自由。
在离演讲开始还有半个多小时的时候，人群中的声làng开始加大，而聆听演讲的人们也注定只能在预留的通道中通过，都能看到周围人群的动作与声音，大家好像也习以为常，甚至很多人是和陪同的人边聊天边步入礼堂，根本没关注周围的人群。现场聆听演讲的人既包括这所大学的师生，也包括我方与该国的外jiāo人士、知名人士。
离演讲越近，外面两拨人的争锋越发热烈，有趣的是，这个时候，打着五星红旗的阵营越发壮大，气势与声làng上都压住了另一拨。没办法，这一边，心很齐，而那一边，毕竟是几拨人凑的，估计统一语言都难。
对于我来说，已不会像几年前那样，遇到此事会紧张和尴尬，反而看到了另外的一些内容。不看到抹黑者，就不会看到更多的捍卫者;不看到各种各样的杂色旗，也看不到那么多面五星红旗激情地飘扬。而同样，不直面这样的场景，也不会qiáng烈地意识到：不过如此!过去认为很敏感，避之不及的事情，一旦用自信作支撑，脱了敏，它也就再无力量。我在想，恐怕不仅我个人，对于媒体对于一个国家与民族，应该都是如此。这就是成长，这就是成熟。好孩子也许是夸出来的，而真正的成年人，却是能面对表扬不心浮气躁，面对批评也心平气和，甚至能一笑面对杂音。
一点小遗憾，是由于这个场面不够好看，又或许我们的成长和成熟还有空间。室外的直播报道没法做了，但一会儿，领导人也从容地从通道中走进礼堂，自信并一点儿不为所动地演讲完毕。非常成功，宾主尽欢。
而场外的两拨人群，也在警察划出的线外表达着自己的声音。当演讲成功结束，前一阶段还弄出动静的所谓示威者早已化整为零，慢慢散去。或许，他们自己也开始觉得无趣吧。又或许，对很多人来说，是工作结束，下班了!
过程中，我和同事开起了玩笑，“还真是大国的样子，走到哪儿，也有示威的了。估计将来走到哪儿如果没有示威者，还挺不适应的，怎么，瞧不起中国?”
其实想想真是，如果你没什么实力，与人家没什么关系，估计表扬没有，批评与示威也同时没有。有时，成人礼之后，要面对的就是各种各样的声音和场面，要适应，还要面对，这阵势，恐怕只会是越来越多，伴随着大国崛起的各个阶段。
几个月之后，温家宝总理出访英国，在大学演讲时被现场一位年轻人扔了鞋子，没想到，温总理坦然面对，事后还替扔鞋者求情，认为不必重罚。更值得一说的是，这件事，中国媒体都给予报道，还上了《新闻联播》。之后的评论众多，不过，都是对这种自信、开放、放松的一种肯定。期间，有媒体问到我，我的看法很简单：这就是脱敏的一个过程，你越是轻松幽默地面对它，它也就不再有多大的力量，应对得好，还能让自己的形象更多地加分。
还是2008年那次采访，在大学演讲之后，领导人去另外一座城市，在一个文化景点外面，也有一些示威者，被该国警察用公共汽车给隔在了外围。采访开始前，我去上厕所，正在那儿解手，见一中年人举着一面什么旗，站在我身边展示，我没有停止解手，反而侧着脸对他轻视地一笑，仰头示意他举高点儿，让我看看……
对方一见我不仅没当回事儿，反而逗他，立即没了劲头，收了旗，红着脸跑了，我在他身后哈哈大笑。原来很多东西都是纸老虎，之所以有的时候好像很可怕，是因为你对他在意，“抬举”他，于是他变本加厉，而如果你放松地面对他，不知，他会不会很沮丧甚至很受伤?
抵制家乐福还真是一堂与民主有关的好课……
2008年1月，包括吴建民与我在内的几位，应国务院新闻办之邀，在北京举行了一个持续一天的座谈，原因是大家都是国新办全国新闻发言人培训班的任教老师，国新办想听听我们对政府新闻发言人队伍成长发展以及当前相关局势的看法。
让我印象深刻的，是在这一天的座谈上，我们一致地认定：由于2008年有北京奥运会，因此之前必有不平静的大事或麻烦，指望风调雨顺平静度过是不可能的。
这种判断不仅来自直觉，更重要的是对中国与世界的一种特殊关系的判断。仅以奥运为例，我在座谈会上说，夏季奥运二十九届，绝大多数欧美轮流办，欧美之外只有四届，亚洲三届，社会主义国家两届，中国仅此一届。因此，恐怕在一些人眼里，我们是非主流，是突然的进入者，是红色的异类;因此，在这样的潜在暗流驱动下，各种希望北京奥运不那么顺畅的人们，就会会聚在一起，制造动静，制造麻烦;因此，要做好迎接大事大麻烦的准备。
遗憾的是，还真被我们言中。
3月14日，西藏拉萨发生严重bào力事件，时隔几天之后，媒体开始报道。这时，距离北京奥运火炬采集仅有几天时间，显然，事情的发生绝非偶然，一场以北京奥运为目标的麻烦事儿拉开了序幕。
事件发生时，在国新办的主办下，八位中国媒体代表与阵容相当的八位日本媒体代表进行针对中日关系的媒体对话。本来话语间就针锋相对，拉萨事件瞬间成为焦点。日本媒体代表都希望以后类似事件能最快速透明地公开，其实这一点上我们的想法一样。但当时，拉萨事件发生一个星期之后，境外记者团才前往拉萨报道，显然错过了最佳时机。这期间，谣言、谎言、别有用心的语言就有了市场。不过，也正是这次事件带来的反思，促使一年后发生乌鲁木齐“7·5”事件时，快速透明的报道得到人们的高度肯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