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个夜晚，是2009年9月2日凌晨。从台北回到北京，我将全身心投入到共和国六十年大庆的直播工作中，这注定是一个欢腾的时刻，举世瞩目。这是一个庆典，也是因为一九四九，也是六十年，是一个属于胜利者的六十年。
但在诚品书店的那个午夜，在两本书的面前，我突然看到了一个属于“失败者”的六十年。过去，我们几乎将这一点忘记，也似乎粗心地不再记起。六十年前，一个又一个码头或机场上以为很随意地离别，却让亲人离别了一生。在二百多万个六十年前从大陆到台湾的大陆人里，接下来都是怎样的人生，眼泪、思念、隐忍、绝望、幸运……又是怎样的一种jiāo织?
那一个午夜，我突然感觉到真的离台湾近了。龙应台以失败者后代的名义，为“失败者”歌唱;而我，也天真地想当然地以“胜利者”后代的名义，开始正视并尊重起“失败者”来。起码，从认真地阅读与聆听他们的故事开始。
也正是在那个午夜，我似乎更清楚地看到了连接海峡两岸的道路。
时常，台湾，不过是我们发泄愤怒或畅谈梦想时的一个工具，而真实的台湾，它的悲情与压抑，自qiáng与自尊，又有多少人认真听过，想过?
当我终于有机会站在人性的角度上，重新审视胜利与失败，重新阅读台湾这个历史的孤岛在过去岁月里的深深悲情，也才真正听懂了罗大佑《亚细亚的孤儿》与陈映真等人乡土背后的孤愤与挣扎。
两岸，不可能走上急功近利的政治或军事上的统一，而要走上柔化的人性与心灵统一之路，它虽艰难，却持久而稳固。近几年，大陆对台善意jiāo往，以台湾及百姓所需为本，就是功德无量之事。大陆的“大”字，也正在此体现。
在台湾，希望立即独立的，是少数，希望立即统一的，也是少数;大多数，在观望，在心灵与情感上感受，在具体生活需求与未来上思量。这注定有一个过程，我绝不悲观。不说的理想才像理想，比“三通”更重要的是心通。台湾，小地方，却是考验海峡两岸中国人智慧的大舞台。
10靖国神社与垃圾分类
曾经有人问我：“你恨日本吗?”
我说：“我是东北人，你说呢?”
然而，2007年3月初，我要出发去日本，不是开会，不是旅游，而是制作大型系列专题《岩松看日本》，对于中国媒体来说，这是第一次。
自打香港回归直播报道之后，我几乎再没有过因工作而紧张的时候，但去日本之前，我的紧张持续着。不是准备不足，而是无法判断：观众会怎样看待这次行动?他们能理解吗?因为我清楚，在中国人心里，“日本”两个字，意味着什么。
出发之前，我们在网上征集问题和建议，没想到，一个副产品是：我不仅看到了好多人的支持与理解，而且在征集来的问题中，有很多很深很专业，显然，是理性思考的结果。于是，我有些明白：在沉默的大多数中，理性从未缺席，而只要你打算做的事儿是该做的，尽心去做好了。患得患失，对不起那些沉默的人们。
在我去日本的行李中，有近百页网上观众的意见与问题，不知道为什么，带着它们，我觉得踏实。
去东京的飞机，上午九点多起飞，我们七点就到了机场，十几分钟后，我的手机上接到了母亲的短信，很长，我有些诧异。对于母亲来说，发短信是一件颇费气力的事情，我一年到头，也接不到母亲几条短信。
显然，母亲是为我去日本的任务而发。在短信中，她告诫我：涉及日本无小事，百多年的历史，让人们的内心非常敏感，因此到日本做节目时，要把措辞仔细斟酌，最好先落在纸上，以免出问题。
我母亲是一位历史教师，生于吉林，长于辽宁，工作并生活在黑龙江很长时间，出生年份是爆发了卢沟桥事变的1937年，她的父亲也就是我的姥爷死于日本侵华期间，死因据说就与日本人有关。
我知道母亲的心情与担心，我猜想：这不短的短信，该是她几夜未眠的结果。
然而，我们注定出发，因为时间到了，有些事总要去做。
决定比台风还猛
打算去日本，不是一时的头脑发热，虽然将想法脱口而出只是一瞬间。
要感谢“岩松看台湾”时的海棠台风，在台湾的最后一夜，完成所有直播后，由于台风，我们只能闷在宾馆里闲聊。当时，大家已有感觉，这次《岩松看台湾》，注定已经成功，成就感让大家在台风之夜有些小小的兴奋，有人随口一问：“接下来咱们去看哪儿?”
我脱口而出：“去看日本!”
片刻沉默，似乎答案大大出乎人们的预料。
“为什么?”
我记得我回答了很多，但核心的一句是：“因为新闻在那里。”
说这话的时候，是2005年夏天。当年的4月份，从北京到上海，从西安到成都，中国接连爆发大规模的年轻人反日游行，中日关系一跌再跌，屡创新低。这局面自然与当时的日本首相小泉屡次参拜靖国神社直接相关。
在这样的背景下，提出看日本，的确是一件让大家迷惑不解的建议。
“中日关系不会永远恶化下去，在目前的情况下，媒体能做什么?更何况日本了解我们，而我们并不了解日本，对于未来来说，这是危险的。”
在当时的中国书店里，对日本的介绍，依然停留在美国人的《jú与刀》以及近百年前戴季陶的《日本论》中，而对于现实中的日本，由于过于敏感加之人群中的愤怒，媒体很少多方位地报道。只要写到日本，大部分与历史或教科书问题有关。愤怒，已经遮蔽了我们的双眼，这个时候，如果我们向前走一步，把爱或恨先放到一边，会不会，打开一扇门，起码增加对一个对手或邻居的现实感知?
我相信，我的解释被大家接受了一部分，但没有人兴奋，因为谁都知道：这该是怎样一次艰难并充满风险的行程。
安倍先来了
有了想法，并不意味着可以立即出发。
2006年chūn天，《北京青年周刊》记者采访我，用了一个很刺激的标题：踏破靖国神社。在采访中，我第一次提出“看日本”的计划，并定位于“在爱与恨之前，先了解”。记者自然问我：“什么是合适的时机?”
我的回答是：“2006年年底前，小泉将离任，我相信，新接任的日本首相，不会立即去参拜靖国神社，那，就是一个时机。”
这些内容，白纸黑字地留在2006年chūn天的杂志里，不过，当时恐怕连我自己都不敢肯定：这有可能吗?会不会太过天真?
同年9月，小泉离任，安倍晋三接任首相，让人想不到的是，新任日本首相的第一次出访，目的地就是中国。
安倍到达北京的当天晚上，我接到“看台湾”时的搭档刘爱民的电话：“岩松，‘看日本’可以出发了吧?”
近几年，由中新社老总刘北宪为“团长”、中国青年报老总陈小川为“政委”的中国媒体代表团，已与日本媒体同行进行了四五次的闭门对话，从最初的唇枪舌剑，到现在能找到一些共同话语，可见吵架也是一种沟通的开始。每次如果在日本对话，日本首相都会出面会见，照片上的是鸠山，但一个现象是：每次接见完我们不久，都会传来这位首相下台的消息，至今，我们已见了三位这样的“前首相”。不知道下一次，还会不会有日本首相敢见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