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是不知道，在当今这个五味杂陈的时代里，真正的莫扎特还是不是被真正地聆听着，功利的人们功利地消费着莫扎特，其实，那离莫扎特很远。如果有一天，你感觉内心沉静，世事浮沉暂时抽离，而窗外又风和日丽，你试着再听听莫扎特，用你最简单和纯真的心，这时候我相信，真正的莫扎特会在上帝的指使下再度归来。
人是写不完的，仅仅是那些推动我成长的人，都写不过来。以上这些文字，甚至只是我想写的文字当中，一个短短的开头。
影响并推动我的，不仅只有人，还有家乡那片永远的草原。其实，不只我，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草原;在这个人们越来越没有故居和故乡的岁月里，呼伦贝尔草原几乎成了一个时代的故乡。而对于我，家乡就是年少时天天想离开，现如今天天想回去的地方。
音乐家中，还有巴赫，还有马勒，指挥家中还有克伦贝勒、马里纳呢。
还有罗大佑、齐秦、凤飞飞……太多，每一个名字背后都是太多的故事。
当然，还有作家、身边的同事，逝去的陈虻、罗京以及您不知道名字的我的年轻同事。都该写，可又往往落笔处百感jiāo集，不知从何写起。
家人也无法写，他们不是影响或推动我的人，而就是我生命中的一部分。比如说，妈妈在变老，可是有她在，我就永远是一个孩子，如同有哥哥在，我就永远是一个弟弟;还有妻子，媒体上有很多对我们恋爱与婚姻不真实的编写，其实现实中的婚姻要比文字更多一些làng漫和平实，而那些编造的“làng漫”情节，也往往缺了一些想象力;还有儿子，不用说了，他是生命中的主角，我与他的母亲不负责编写他的剧本，只想做一个称职的观众和欣赏者。他们是我心中最重也是最长的文章，但这该属于我们的晚饭或旅途或周末时光，也因此，人生不再是苦旅。
还有朋友，他们是重要的推动者，也常常是我生活的意义。这其中，有很多没有血缘关系的哥哥姐姐、弟弟妹妹，相互照应，相互陪着慢慢变老。我不愿意时常用言语去表达情义。朋友，该是得意时，离得可以远些，不顺时，必到身边的一群人。这其中的情谊，我又怎能用几百字或几千字去写呢?写好朋友，只能用心，用时间用生命。
所以，有人就有趣，有人也才有真的欣喜与悲伤。人的一生，只有一个工作无法更改，那就是做人，永无止境。几十年后，我可能成为我心目中的那个可爱老头儿吗?而今日，当我记述着别人在我心中印记的同时，我又将在别人心中，留下怎样的印记呢?
明天，开始信仰(代后记)
一
一转眼，二字头的新千年匆匆过去十年。
有人走了，有人来，更多的人依然在路上;有人盼来了期待中的成长，有人年华老去。十年，可以改变很多。
我翻开2000年1月份出版的《痛并快乐着》，在后记中，藏着这样一段文字，与当时还属于未来的十年有关：
“按常规，在十年之后，我应当再写一本这样的书，名字也许叫《在痛并快乐中继续》，那一本书，我相信，一定会更犀利，更言无禁忌，更能在行笔中自由地呼吸，当然，快乐也许会比痛苦更多一些。我真盼望十年后，在我人过四十之后，有很多问题，已经真的不惑了。但我知道，岁月是不会按常理出牌的，今日去想十年后的事情，多少有些不知天高地厚……”
这是十年前当我刚刚迈进二字头千年时，写给今天的文字，我该怎样去面对它?
二
拿在您手中的这本书，名字中，已没有痛或快乐，而是“幸福”这个字眼。提出它，是个进步;但实现它，太难。不像快乐或痛苦，都那么直接。痛苦与快乐都还没有过去，而幸福，却还真的很远。更何况，在写出来的“幸福”二字背后，还有没有写出的另外两个字“信仰”，不是不能写，而是同样很远。
十年前希望今天更犀利，更言无禁忌，更能在行笔中自由地呼吸，我必须承认，与十年前相比，实现了一些，不仅仅是环境的变化，还在于内心勇气的增长，但依然可以把这个目标放到对下一个十年的期盼中。犀利，已经在社会上流传开来，可后面还有一个“哥”，不过，哥，只是一个传说。
十年前，我希望自己人过四十后能够不惑，但是，我对自己抱歉，我做不到。既做不到不劳而获，更做不到对许多事情不惑，甚至不得不承认，可能比十年前，有些事情还更不明白。比如十年前，在文字中，看得到自己的乐观，而今天，我不能判断，是否乐观的程度跟以前一样或者已经明显减退?十年前，我是那样地相信未来;而今天，我站在当初的未来，却不知是否应当用蘸着疑惑的笔体写下“相信未来”!
不再乐观地相信，也是一种成熟吗?如果是，我宁愿停留在走向成熟的过程中。
所以，十年，从时间上看，恒定不变，但由于不同的人和不同的事，却完全不是一个概念。有些事情，十年，已经足以让它们沧海桑田;而有些梦想，十年，也只是迈出一小步，甚至这一小步，你都会担心，它会退回去。
但是，过去了的终究过去，当初的期待实现与否，也同样被时光带走。不管你愿不愿意，一个新的起跑线又画在这里。人们之所以可以忍受苦难，在于还可以拥有希望。
又要出发了，因为希望，只能依靠走。
三
1993年，我刚刚走进《东方时空》，制片人时间告诉我：“有两件事是忌讳，不能做。一是要坚决去掉形容词，二是不要叫被采访对象为老师。”
为什么要去掉形容词?
我们是做新闻的，而形容词的作用是修饰，生活不需要修饰，不管是好还是不好，新闻都该客观地反映生活原貌，而不是用形容词来粉饰太平或刻意打压。
为什么不许叫被采访者为老师?
因为我们不能把观众提前预设为学生，电视不是让观众来听课，我们与观众，我们与被采访者，观众与被采访者，都该是一种平视并平等的关系。
于是，我记住了，一记就是十几年，不一定都做得到，起码时常反省。时间长了，又有所悟，感觉这两个要求不仅是在说如何做电视做新闻，或许对社会也有用，当然，也与做人有关。
然而，时常让人疑惑的是，这两个提醒，对于今天很多年轻的同行来说，依然新鲜，显然，它在当下还有价值。没办法，形容词在新闻里总是随处可见，“老师”的称谓被进一步泛滥着，而可怕的是，打算制止并修正的人却少了。也许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也许是大家都更实际或更麻木，于是，时代经常被热烈地赞美并形容着。不是时代有多糟糕，而是更好的时代应当听得到更多的批评和忧患，听得到监督中的理想，听得到面对批评与监督时，时代特有的坚qiáng与自信。我们不是时代的学生，时代更不该是我们求学时为得高分而写下的虚假作文。
看样，十几年过去，依然有必要旧话重提。
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