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馆内，一张大海报吸引了我们的注意，上面几个飞行员都在开怀大笑，其中一个还抱着一只小狗。馆内讲解员告诉我们，上面的队员都是高中生，最小的17岁，最大的也只有19岁。当时的一个新闻记者看到这些少年都在嘻嘻哈哈大笑，还在互相开玩笑，就随手把这个照片拍下来了，他但是问这几个队员：“你们什么时候出发?”他们说“明天”。
走在和平会馆里面，顿时就会觉得心情十分的压抑。透过这些阵亡者的一件件遗物，有两种感觉会不断地冲击着内心。一是那些年轻军人的盲从和麻木令人震惊，遗物中大量的内容是效忠天皇、死而无憾的表白，甚至第二天就要去送死还嘻嘻哈哈地合影留念;二是看不到对这种惨无人道战争的反思，不说别的，就是这种bī本国人民当pào灰、视生命如草木的shòu行，也应该受到起码的控诉呀!如果说，展示残酷本身就是一种控诉，这种控诉未免也太暧昧了一点。
神风敢死队：一张单程机票(2)
和靖国神社一样，我们也希望采访这个会馆的负责人，但是得到的依然是书面回答，我们特别关注的依然是参观人数，他说比较稳定的是每年参观人数在60万人至70万人之间。我们进行采访的这一天，鹿儿岛一直下着小雨，但是来参观的游客依然是川流不息。其中大部分都是60岁以上的老年人，他们大多会聚集在神风特攻队队员写给母亲或妻子的遗书前唏嘘不已。
神风特攻队和平会馆讲解员说：“这个纪念馆是想让更多的人参观完后，认识到绝对不能够再一次发起这样残酷的悲惨战争，如果有人到这儿来参观以后，觉得还想再发起战争，我认为他是神经病。”
会馆里头我们还看到一个留言本，在上面我们能看到的类似像“感谢、痛、泪”这样的字眼儿，当然也有“和平、祈祷”。
我们在神风特攻队和平会馆拍摄的这一天，日本当地鹿儿岛读卖电视台、鹿儿岛放送、南日本放送三家媒体都不约而同的派出记者对我们进行全程跟踪拍摄。我们拍摄结束后，他们对我们进行了采访。他们问得最多的就是面对神风特攻队和平会馆这样的纪念馆，中国媒体会做出什么样的判断。我们说很想知道，日本在面对历史的时候，都有什么样的面孔，靖国神社是一张面孔，立命馆大学的和平的博物馆也是一张面孔，鹿儿岛的这个和平会馆也是一张面孔，可能把这些面孔都拼接起来的时候，才是一张最真实的日本面孔。他们问我们参观完后的感想怎么样?我们说既有一些理解，更多的是一些遗憾，因为在这里看得到情感，但是看不到一种更理性的思考，需要靠参观者自己去得出一种理解，那么他就有可能走向不同的道路。还有一个遗憾是没有人告诉我们，这些年轻人为什么，背后是一种什么样的原因让他们成为武器的一部分。最后一个遗憾就是我们注意到这些年轻生命的离去是一种悲剧，但是当他们出发的时候，也会导致别的生命的离开，而他们背后同样有父母和家庭。
从靖国神社到立命馆大学的国际和平博物馆，再到鹿儿岛的神风特攻队和平会馆，对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历史，以及日本在战争中所扮演的角色，我们听到了各种不同的声音，也看到了三种不同的面孔。首先，确实有不少人持有靖国史观，但并不能由此判断说它代表了日本绝大多数人的态度，只不过这些人的声音比较尖利、刺耳而已。而像立命馆大学的国际和平博物馆那样，能够客观而公正面对历史的人，也确实不占多数，并且在当前的日本社会中，他们如果明确而坚定的亮出自己的观点，还是需要具有承受一定的压力。当然，更多的人对于那段历史的认识还是含混不清的，像神风特攻队和平会馆，他们愿意承认战争带来的苦难，但是却有意或无意的回避了当年日本军国主义发动战争的罪恶。这个采访让我们切实感受到，现实日本的二战史观是复杂和多元的。
在日本，绝大部分民众对二战的反思，大概就停留在这个纪念馆的水平上。他们更多是从受害的角度、从本国国民家破人亡的角度，来认识这场战争，并由此觉得和平珍贵，祈求不再发生战争。但他们很少去思考为什么会发生这场战争，是谁给日本带来了这场灾难?在日本灾难之外还发生了哪些灾难?这一点，神风特攻和平会馆同样没有告诉我们和观众。这种历史是非观念的缺失，只有浅层情感的悲叹，恰恰是日本今天需要反思的。
想起了今天到神风特攻和平会馆参观之前，我们在一家当地的小饭馆吃饭，在好客的老板娘背后的墙上，就张贴着一张马上要上映的电影海报，它就是当今东京市知事、日本作家石原慎太郎的作品：《我正是为你而死》。石原慎太郎是日本著名的右翼政客，这部电影写得正是神风特攻队，内容自然可以想象。《我正是为你而死》是根据“神风特攻队之母”岛滨的真人真事改编。岛滨是日本鹿儿岛一家饭店的老板娘。她的饭店被日本军部指定为“神风敢死队员”的官方食堂。据影片描述，岛滨在队员们绝望走向死亡的时候，给了他们“母亲一样的关怀”。这部由石原慎太郎撰写的剧本、担当制片的电影，公开歌颂侵略，把本应是“恐怖人弹”的“神风敢死队”队员描述成英雄。
神风敢死队：一张单程机票(3)
日本啊日本，你曾经残害邻国，你也曾经国破家亡，你不会不长记性吧?
告别了知览町，下午五点我们又回到了鹿儿岛机场，告别了一直陪同的日本朋友，告别了九州，登机返回东京。
日本媒体怎样看中国
因为此次要接触到日本报纸媒体的重要人物，所以从到达日本的第一天开始，我们给自己定了一个任务，就是每天都要观察日本的5份最重要的报纸，这5份报纸在世界前十名报纸里头就有三四个，它们是《读卖新闻》、《朝日新闻》、《产经新闻》、《每日新闻》和《日本经济新闻》，其中《读卖新闻》的发行量达到了1000万份，是全世界的第一大报。由此你就能看到它对整个日本的影响力。
我们每天都仔细观察整理这5份报纸报道中国的内容，从3月6号开始到3月20号一共15天的时间。5份报纸关于中国的消息第一天一共43条，第二天34条，最后一天是29条。最多的一天是3月17号，也就是头一天咱们的人大闭幕，有总理的记者招待会，那一天5份报纸对中国的报道达到了50条。最少的一天也是18条。
相比较而言，我觉得中国媒体对日本的报道量要远远少于日本媒体对中国的报道。而且中国媒体对日本的报道更多是和历史相关的报道，而日本媒体却格外关注中国的社会现实，特别是经济的发展。例如说2月27号上海股市下跌，日本这5家最主要的报纸都在好几天的时间里，用很多文章进行消息报道和评论分析。
还有对中国两会的报道也十分集中，特别是像两会期间涉及到的像贫富差距、环境污染、社会民生等报道，而且他们还会用很多资料性的报道来解析中国的人大制度。还有温家宝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的要点，温家宝答记者问的要点等等，他们都进行了报道。在经济问题的报道中，他们也有自己的角度，例如他们把更多的关注点放在了所得税法的修改建立上，而我们可能关注更多的是物权法，后来我想明白了，日本当然是从投资中国企业的角度去思考问题，因此所得税法对于日本来说的实际利益要远远高于物权法。另外说中国利率上调0.2个百分点，日本第二天的报纸都登了这条消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