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问人生_季羡林【完结】(25)

2019-03-10  作者|标签:季羡林

  我想到的第二位老师是西克(sieg)教授。

  他的家世,我并不清楚。到他家里,只见到老伴一人,是一个又瘦又小的慈祥的老人。子女或什么亲眷,从来没有见过。看来是一个非常孤寂清冷的家庭,尽管老夫妇情好极笃,相依为命。我见到他时,他已经早越过了古稀之年。他是我平生所遇到的中外各国的老师中对我最爱护、感情最深、期望最大的老师。一直到今天,只要一想到他,我的心立即剧烈地跳动,老泪立刻就流满全脸。他对我传授知识的情况,上面已经讲了一点,下面还要讲到。在这里我只讲我们师徒二人相互间感情深厚的一些情况。为了存真起见,我仍然把我当时的一些日记,一字不改地抄在下面:

  1940年10月13日

  昨天买了一张prof.sieg的相片,放在桌子上,对着自己。这位老先生我真不知道应该怎样感激他。他简直有父亲或者祖父一般的慈祥。我一看到他的相片,心里就生出无穷的勇气,觉得自己对梵文应该拼命研究下去,不然简直对不住他。

  1941年2月1日

  5点半出来,到prof.sieg家里去。他要替我jiāo涉增薪,院长已答应。这真是意外的事。我真不知道应该怎样感谢这位老人家,他对我好得真是无微不至,我永远不会忘记!

  原来他发现我生活太清苦,亲自找文学院长,要求增加我的薪水。其实我的薪水是足够用的,只因我枵腹买书,所以就显得清苦了。

  1941年,我一度想设法离开德国回国。我在10月29日的日记里写道:

  11点半,prof.sieg去上课。下了课后,我同他谈到我要离开德国,他立刻兴奋起来,脸也红了,说话也有点震颤了。他说,他预备将来替我找一个固定的位置,好让我继续在德国住下去,万没想到我居然想走。他劝我无论如何不要走,他要替我设法同rektor(大学校长)说,让我得到津贴,好出去休养一下。他简直要流泪的样子。我本来心里还有点迟疑,现在又动摇起来了。一离开德国,谁知道哪一年再能回来,能不能回来?这位像自己父亲一般替自己操心的老人十九是不能再见了。我本来容易动感情。现在更制不住自己,很想哭上一场。

  像这样的情况,日记里还有一些,我不再抄录了。仅仅这三则,我觉得,已经完全能显示出我们之间的关系了。还有一些情况,我在下面谈吐火罗文的学习时再谈,这里暂且打住。

  我想到的第三位老师是斯拉夫语言学教授布劳恩(braun)。他父亲生前在莱比锡大学担任斯拉夫语言学教授,他可以说是家学渊源,能流利地说许多斯拉夫语。我见他时,他年纪还轻,还不是讲座教授。由于年龄关系,他也被征从军。但根本没有上过前线,只是担任翻译,是最高级的翻译。苏联一些高级将领被德军俘虏,希特勒等法西斯头子要亲自审讯,想从中挖取超级秘密。担任翻译的就是布劳恩教授,其任务之重要可想而知。他每逢休假回家的时候,总高兴同我闲聊他当翻译时的一些花絮,很多是德军和苏军内部最高领导层的真实情况。他几次对我说,苏军的大pào特别厉害,德国难望其项背。这是德国方面从来没有透露过的极端机密,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他的家庭十分和美。他有一位年轻的夫人,两个男孩子,大的叫安德烈亚斯,约有五六岁,小的叫斯蒂芬,只有二三岁。斯蒂芬对我特别友好,我一到他家,他就从远处飞跑过来,扑到我的怀里。他母亲教导我说:“此时你应该抱住孩子,身上转上两三圈,小孩子最喜欢这玩意儿!”教授夫人很和气,好像有点愣头愣脑,说话直慡,但有时候没有谱儿。

  布劳恩教授的家离我住的地方很近,走二三分钟就能走到。因此,我常到他家里去玩。他有一幅中国古代的刺绣,上面绣着五个大字:时有溪山兴。他要我翻译出来。从此他对汉文产生了兴趣,自己买了一本汉德字典,念唐诗。他把每一个字都查出来,居然也能讲出一些意思。我给他改正,并讲一些语法常识。对汉语的语法结构,他觉得既极怪而又极有理,同他所熟悉的印欧语系语言迥乎不同。他认为,汉语没有形态变化,也可能是优点,它能给读者以极大的联想自由,不像印欧语言那样被形态变化死死地捆住。

  他是一个多才多艺的人,擅长油画。有一天,他忽然建议要给我画像。我自然应允了,于是有比较长的一段时间,我天天到他家里去,端端正正地坐在那里,当模特儿。画完了以后,他问我的意见。我对画不是内行,但是觉得画得很像我,因此就很满意了。在科学研究方面,他也表现了他的才艺。他的文章和专著都不算太多,他也不搞德国学派的拿手好戏:语言考据之学。用中国的术语来说,他擅长义理。他有一本讲19世纪沙俄文学的书,就是专从义理方面着眼,把列夫·托尔斯泰和陀斯妥耶夫斯基列为两座高峰,而展开论述,极有独特的见解,思想深刻,观察细致,是一部不可多得的著作。可惜似乎没有引起多少注意。我都觉得有寂寞冷落之感。

  总之,布劳恩教授在哥廷根大学是颇为不得志的。正教授没有份儿,哥廷根科学院院士更不沾边儿。有一度,他告诉我,斯特拉斯堡大学有一个正教授缺了人,他想去,而且把我也带了去。后来不知为什么,没有实现。一直到四十多年以后我重新访问西德时,我去看他,他才告诉我,他在哥廷根大学终于得到了一个正教授的讲座,他认为可以满意了。然而他已经老了,无复年轻时的潇洒英俊。我一进门他第一句话说是:“你晚来了一点,她已经在月前去世了!”我知道他指的是谁,我感到非常悲痛。安德烈亚斯和斯蒂芬都长大了,不在身边。老人看来也是冷清寂寞的。在西方社会中,失掉了实用价值的老人,大多如此。我欲无言了。去年听德国来人说,他已经去世,我谨以心香一瓣,祝愿他永远安息!

  我想到的第四位德国老师是冯·格林(dr.voncrimm)博士。据说他是来自俄国的德国人,俄文等于是他的母语。在大学里,他是俄文讲师。大概是因为他从来没有发表过什么学术论文,所以连副教授的头衔都没有。在德国,不管你外语多么到家,只要没有学术著作,就不能成为教授。工龄长了,工资可能很高,名位却不能改变。这一点同中国是很不一样的。中国教授贬值,教授膨胀,由来久矣。这也算是中国的“特色”吧。反正冯·格林始终只是讲师。他教我俄文时已经白发苍苍,心里总好像是有一肚子气,终日郁郁寡欢。他只有一个老伴,他们就住在高斯-韦伯楼的三楼上。屋子极为简陋。老太太好像终年有病,不大下楼。但心眼极好,听说我患了神经衰弱症,夜里盗汗,特意送给我一个jī蛋,补养身体。要知道,当时一个jī蛋抵得上一个元宝,在饿急了的时候,jī蛋能吃,而元宝则不能。这一番情意,我异常感激。冯·格林博士还亲自找到大学医院的内科主任沃尔夫(wolf)教授,请他给我检查。我到了医院,沃尔夫教授仔仔细细地检查过以后,告诉我,这只是神经衰弱,与肺病毫不相gān。这一下子排除了我的一块心病,如获重生。这更增加了我对这两位孤苦伶仃的老人的感激。离开德国以后,没有能再见到他们,想他们早已离开人世了,却永远活在我的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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