侈谈东西方文化，已经颇有些年头了，这违反我的天性，已如上述。但是既然已经走上了这一条路，我还要走下去的。特别是对东西文化之差异处，我仿佛害了“差异狂”，越看越多。没有办法，事实告诉我是这样，我只有这样相信，我这个“半瓶醋”晃dàng了这样许多年，醋是否减少了一点，或者增加了一点呢?我看不出。我只是相信，如果醋增加到了装满了瓶子，那就没有晃dàng的余地，想晃dàng也不会出声。反之，如果醋减少到了一滴不剩，那么，瓶子里只剩下了空气，同样是不能出声。我看而且也希望，我这个“半瓶醋”，永远保留半瓶，给永远晃dàng下去提供条件和基础。
《忆往述怀》 第二篇：学林漫步 《忆往述怀》 漫谈书院
中国几千年的教育制度，从组织结构上来看，大体可以分为两类：一官，一私。书院是中国封建社会的一种教育组织形式，以私人创建为主，有时也有官方创办的。其特点是：在个别著名学者领导下，积聚大量图书，聚众授徒，教学与研究相结合。从唐、五代末到清末有一千年的历史，书院对我国封建社会的教育，产生过重大的影响。要谈中国教育史，要研究现在的教育制度，就必须着重研究书院制度。从这个研究中，我们可以学习到很多有用的东西。
书院这个名称，始见于唐代。当时书院就已有私人办与官方办两类。在最初，书院还仅仅是官方藏书、校书的地方;有的只是私人读书治学的地方，还不是真正的教育机构。清代诗人袁枚在《随园随笔》中写道：“书院之名起唐玄宗时，丽正书院、集贤书院皆建于朝省，为修书之地，非士子肄业之所也。”但是，唐代已有不少私人创建的书院，《全唐诗》中提到的就有十一所，这些也只是私人读书的地方。
真正具有聚徒讲学性质的书院，起源于庐山国学，人称白鹿国庠，地址在江西庐山，为著名的白鹿dòng书院的前身。陆游的《南唐书》中就有关于庐山国学的记载。总起来看，聚众讲学的书院形成于五代末期。有人认为，中国的书院源于东汉的“jīng舍”或者“jīng庐”，实则两者并不完全相同。
北宋初年，国家统一，但还没有充足的力量来兴办学校，于是私人书院应运而起。庐山国学或白鹿国庠，发展为白鹿dòng书院。除白鹿dòng书院外，接着有很多书院相继创建，包括岳麓书院、应天府书院、嵩阳书院、石鼓书院和唯阳书院等，时有四大书院或六大书院之称。
到了南宋，书院更为发达。其数量之多，规模之大，组织之严密，制度之完善，都是空前的，几乎取代了官学，成为主要的教育机构。南宋书院发达，始于朱熹修复白鹿dòng书院，后来朱熹又修复和扩建了湖南岳麓书院。书院之所以发达，原因不外以下诸点：理学发展，而书院教学内容多为理学;官学衰落，科举腐败;许多著名学者由官学转向私人书院;印刷术的发展提供了出书快而多的条件，而书院又以藏书丰富为特点。因此，书院就很快地发展起来了。
元代也相当重视文化教育事业，奖励学校和书院的建设。不但文化兴盛的江南普遍创建或复兴了书院，连北方也相继设立了许多书院。但书院管理和讲学水平都很低。
到了明初，情况又有了改变。政府重点是办官学，提倡科举不重视书院。自洪武至成化一百多年间的情况就是这样。成化(1465～1487)以后，书院才又得以复兴，至嘉靖年间(1522～1566)达到极盛。明代书院由衰到兴，王守仁、湛若水等理学大师起了重要的作用。为了宣扬自己的理学，他们就在所到之处创建书院。明代末年影响最大的是东林书院。在这个书院里，师生除教学活动外，还积极参与当时的政治活动。这当然要受到统治者的迫害。天启五年(1625)，太监魏忠贤下令拆毁天下书院，首从东林，造成了中国历史上有名的迫害东林党人的大案。
到了清初，统治者采取了对书院进行抑制的政策。一直到雍正十一年(1733)，才令各省会设书院，属官办性质。以后发展到二千余所，数量大大超过前代。由于书院多数由官方操纵，完全没有独立自主的权力，因而也就没有活动。当然也出现过少数带有私人性质的书院，晚清的许多著名学者就在其中讲学。
统观中国一千多年的书院制度，可以看到书院始终是封建教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与统治者既有调和，又有斗争，形成了一套自己的教育主张和教学特色。书院这种形式还影响了日本、朝鲜和东南亚一些国家的办学。
这样的书院制度有些什么特点呢?毛礼锐主编的《中国教育史简编》对中国书院的特点作了如下归纳：①教学与研究相结合;②盛行“讲会”制度，提倡百家争鸣;③在教学上实行“门户开放”;④学习以个人钻研为主;⑤师生关系融洽。
上述概括当然不是最后的结论，随着书院研究的不断深入，人们对书院特点的认识，也将随着史料的逐步丰富而更加全面、更加深刻。比如在组织管理方面，书院就有很多特点：管理机构一般比较jīnggān;经费来自多种渠道，书院能独立自主;学规则灵活多样，能寓教于管等等。这中间有许多经验值得我们借鉴。
《忆往述怀》 第二篇：学林漫步 《忆往述怀》 文得学养
中国古代学者能文者多，换句话说，学者同时又兼散文家者多，而今则颇少。这是一个极为明显的事实，由不得你不承认。可是，如果想追问其原因，则恐怕是言人人殊了。
过去中国有“诗言志”和“文以载道”的说法。抛开众多注释家的注释不谈，一般人对这两个说法的理解是，所谓“志”是自己内心的活动，多半与感情有关，“言志”就是抒发自己的感情，抒发形式则既可以用诗歌，也可以用散文，主要是叙事抒情的散文。所谓“唐宋八大家”者，皆可以归入此类。而“载道”则颇与此有别。“道”者，多为别人之“道”。古人所谓“代圣人立言”者，立的是圣人之道。自己即使有“道”，如与圣道有违，也是不能立、不敢立的。
这样就产生了矛盾。人总是有感情的，而感情又往往是要抒发的。即使是以传承道统自命的人，他们写文章首先当然是载道，但也不免要抒发感情。我只举几个例子，就足以说明问题了。唐代韩愈以继承孔子道统自命;但是，不但他写的诗是抒发感情的，连散文亦然。他那一篇有名的《原道》，顾名思义，就能知道，他“原”的是“道”。但是，谁能说其中感情成分不洋溢充沛呢?又如宋代的朱熹，公认是专以载道为己任的大儒。但是，他写的许多诗歌，淳朴简明，蕴含深厚，公认是优美的文学作品，千载传诵。连孔门都注重辞令修饰，讲什么言之无文，行之不达。可见文与道有时候是极难以区分的。
清代桐城派的文人，把学问分为三类：义理、辞章、考据。他们的用意是一人而三任焉，这是他们的最高标准或理想。然而事实怎样呢?对桐城派的文章，也就是所谓“辞章”，学者毁誉参半。我在这里姑不细论。专谈他们的义理和考据，真能卓然成家者直如凤毛麟角。较之唐宋时代的韩愈、朱熹等等，虽不能说有天渊之别，其距离盖亦悬殊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