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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时候有德的人的邻人怎样，我不敢说，也很难想象出来。但他们绝对不会像我现在这些邻人这样jīng深博大，这是我可以断言而引以自傲的。我现在的邻人几乎每个人都是专家。说到中国戏剧，就有谭派正宗、程派嫡传，还有异军突起自创的新腔。说到西洋剧和西洋音乐，花样就更多，有男高音专家、男低音专家、男不高不低音的专家。在这里，人长了嘴仿佛就只是为了唱似的。比如当晚饭初罢的时候，左面屋子里先涌出一段二huáng摇板来。别的屋子当然也不会甘居人后，马上挤出几支洋歌，其声鸣鸣然，仿佛是冬夜深山里的láng嗥。我虽然无缘瞻仰歌者的尊容，但我的眼却仿佛能透过墙壁看到他脸上的青筋在鼓胀起来，脖子拼命向上伸长。 在我的故乡，倘若一个人鬼鬼祟祟地最好放松了脚步走到人家窗下去偷听人家的私话，我们就说这个人是踏jī毛鞋。意思是说他的鞋底是用jī毛做成的，所以走起路来没有声音。我们的高邻却绝对不踏jī毛鞋，他们的鞋底是铁做成的。有时候我在屋里静静地看一点书，蓦地听到一阵铁与木头相击的声音，我心里已经知道是我的邻人来了。但我还没来得及再想，轰的一声，我的屋子，当然我也在内，马上一阵震动，桌上玻璃杯里的水也马上晃动起来，在电灯光下，起了成圈的水纹，伸张，扩散，幻成一条条的金光。 几乎每次开会都必须合影留念，我曾在中南海一块大草坪上同数百名各界人士合过影。那几次合影确实是秩序井然的，因为是以我们竖立半小时为代价的。在其余的会后合影时情况则完全不同。指挥摄影的人左右奔跑，高声呼喊，然而效果甚微。你说：“大家请静一静!”然而那些特立独行的男女人士却偏要jiāo头接耳。你说：“大家请看着我!”他们却偏要左顾右盼，你说：“大家请赶紧就座!”他们却偏要姗姗来迟。左边的秩序整顿好了，右边又乱了起来;前面的秩序整顿好了，后而又乱了起来。等到费过千辛万苦，把相照完，即使是在冬天，指挥者的额头也会淌下汗珠。我暗想，宁愿指挥千军万马，也不指挥几百人合影。 爱猫是一件微不足道的事，当然也不能提高到世界大局、人类前途等等的水平上来评论;但是对某一些爱猫的人来说，却决不是可有可无的小事。小猫能带给他们从别的地方得不到的快乐。对这些人来说，难道这不能算是大事吗? 我虔诚希望，我们人类同大自然成为朋友，不要再视它为敌人，成了朋友以后，再伸手向它要衣、要食，要一切我们需要的东西。 (坏的翻译)意义似乎明白，又似乎不明白。念一句就像念西藏喇嘛的番咒。 一位上海的大学者，以译俄国社会科学的书籍出了大名，他无论对谁都说他是从俄文原文直接译出来的。但熟悉他的人却说，他把俄文原本摆在书桌上，抽屉里面却放了日译本。，这样他工作的时候当然是低头的时候多而抬头的时候少，也许根本就不抬头。倘若有人访他，却只看到桌上摆的俄文原本而震动于这位大学者的语言天才了。 著者和译者究竟谁用的力量多呢?不用思考就可以回答，当然是著者。所以在欧洲有许多译本封面上只写著者的姓名，译者的姓名只用很小的字印在反面，费许多力量才能发现。在杂志上题目的下面往往也只看到著者的姓名，译者的姓名写在文章的后面，读者念完文章才能看到。他们的意思也不过表示译者和著者不敢抗衡而已。在中国却又不然。我看到过很多的书，封面上只印着译者的姓名，两个或者三个大字倨傲地站在那里，这几个字的光辉也许太大了，著者的姓名只好逃到书里面一个角落里去躲避。在杂志的封面上或里面的目录有时我们只能找到译者的姓名，甚至在本文的上面也只印着译者的姓名，著者就只能在本文后面一个括弧里找到一块安身立命的地方。 我还看到几个比较客气一点的译者，他们居然肯让著者的姓名同他们自己的列在一块。但也总觉得心有所不甘，于是就把自己的姓名用大号字排印，著者的姓名用小号字，让读者一看就有大小偏正之感，方法也颇显明。我马上想到德国大选时希特勒的作风。现在被谥为希魔的德国独裁者当时正兴高采烈，在各个城市里大街小巷的墙壁上都贴满了放大了的选举票的式样。上面写了他自己和戈林、戈培尔、赫斯、福利克的名字，下面印了两个圈，一个很大，一个很小，像是太阳和地球，年纪大一点的或眼睛近视的无论如何也不会看到那小圈。这当然有它的作用，因为赞成希特勒的人要在大圈里画一个记号，小圈却是为反对他的人预备的。结果希特勒果然成了功，百分之九十八的德国人都选举了他。他总怀疑有些人根本没看到那小圈，既然每个人都必须画一个记号，他们只好拿起笔来向大圈里一抹了。我们中国这些客气的译者的心理同希特勒大概差不多，这真可以说是东西映辉，各有千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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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些序跋，非凡是名人的序，大概是受人请托，情不可却，也许还有一点什么“效益”之类的东西，于是乎，虽然那一本书实在并不怎么样，写序的人也只好不痛不痒地加以空dòng的赞誉，虚伪之气溢于楮墨之表，扑人眉宇。谁读这样的序而不感到别扭，不感到腻味呢? 学术涵盖面极大，文、理、工、农、医，都是学术。人类社会不能无学术，无学术，则人类社会就不能前进，人类福利就不能提高，每个人都是想日子越过越好的。学术的作用就在于能帮助人达到这个目的。大家常说，学术是老老实实的东西，不能掺半点假。通过个人努力或者集体努力，老老实实地做学问，得出的结果必须是实事求是的。这样做，就算是有学术良心。 中西融会，龙虫并雕。 从中国学术史上来看，学者们大致分为两类。一类专门从事钻研探讨，青箱传世，白首穷经，筚路蓝缕，独辟蹊径，因而名标青史，举世景仰。一类专门编写通俗文章，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做普及工作。二者之间是有矛盾的，前者往往瞧不起后者，古人说：“雕虫小技，壮夫不为。”可以充分透露其中信息。实际上，前者不乐意、不屑于做后者的工作，往往是不善于做。 小骗局花样颇为繁多，举其荦荦大者，有以上诸种：在课堂上听老师讲课，在公开学术报告中听报告人演讲，平常阅读书刊杂志时读到别人的见解，认为有用或有趣，于是就自己写文章，不提老师的或者讲演者的以及作者的名字，仿佛他自己就是首创者，用以欺世盗名。 拿做学问来说，天才与勤奋的关系究竟如何呢?有人说“九十九分勤奋，一分神来(属于天才的范畴)”。我认为，这个百分之比应该纠正一下。七八十分的勤奋，二三十分的天才(才能)，我觉得更符合实际一点。我丝毫没有贬低勤奋的意思。无论gān哪一行的，没有勤奋，一事无成。我只是感到，假如没有才能而只靠勤奋，一个人发展是有限度的。 我们写的废话，说的谎话，chuī的大话，这是到处可见的。我觉得，有好多文章是大可以不必写的，有好些书是大可以不必印的。假如少印刷这样的文章、少出版这样的书，则必然能够少砍伐些森林、少制造一些纸张，对保护环境、保持生态平衡，会有很大的好处的，对人类生存的前途也会减少危害的。 有的人为了提职，需要提出“著作”，于是就赶紧pào制。有的人为了成名成家，也必须有文章，也努力pào制。对于这样的人，无须深责，这是人之常情。pào制的著作不一定都是“次品”，其中也不乏优秀的东西。 我现在立一新义：在大多数情况下，只有到杂志缝里才能找到新意。在大部头的专著中，在字里行间，也能找到新意的，旧日所谓“读书得间”，指的就是这种情况。因为，一般说来，杂志上发表的文章往往只谈一个问题，一个新问题，里面是有新意的。你读过以后，受到启发，举一反三，自己也产生了新意，然后也写文章，让别的学人也受到启发，再举一反三。如此往复循环，学术的进步就寓于其中了。 我有一个怪论：一个人一生不可能没有朋友，也不可能没有非朋友。我在这里不用“敌人”这个词儿，而用“非朋友”，是因为非朋友不一定就是敌人。 考据，严格说来，只能算是一个研究方法，其jīng髓就是，无证不信，“拿证据来”，不容你胡思乱想，毫无根据。在中国学术史上，考据大盛于清朝乾嘉时代，当时大师辈出，使我们读懂了以前无法读的古书，这是它最大的贡献。 史学家们窥伺上意，纷纷赞颂不休，说什么农民战争是推动社会前进的动力。真是这样子吗?历史事实证实，农民战争即使是胜利了，也不过是以bào易bào，哪里谈到什么推动社会前进。假如不胜利，则不过破坏生产，破坏经济，使生民涂炭而已。假如一定要说它有进步意见，则只有肯定翦伯赞的“让步政策”的主张。唐太宗说得再清楚不过了：“民能载舟，亦能覆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