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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觉得，在所有的并世的作家中，文章有独立风格的人并不多见。除了鲁迅先生外，就是从文先生。他的作品，只要读上几行，马上就能辨认出来，决不含糊。他出身湘西的一个破落的小官僚家庭，年轻时当过兵，没有受过多少正规的教育。他完全是自学成家。湘西那一片有点神秘的土地，其怪异的风土人情，通过沈先生的笔而大白于天下。 就在这一次吃饭时，有一件小事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当时要解开一个用麻绳捆得紧紧的什么东西，只需用剪子或小刀轻轻地一剪一割，就能弄开。然后从文先生却抢了过去，硬是用牙把麻绳咬断。这一个小小的举动，有点粗劲，有点蛮劲，有点野蛮，有点土劲，并不高雅，并不美丽。然而，它却完全透露了沈先生的个性。在达官贵人、高等华人眼中，这简直非常可笑，非常可鄙。可是，我欣赏的却正是这一种劲头。我自己也许就是这样一个“土包子”，虽然同那一些只会吃西餐、穿西装、半句洋话也不会讲偏又自认为是“洋包子”的人比起来，我并不觉得低他们一等。 平心而论，乔木虽然表现上很严厉，不苟言笑，他实则是一个正直的人，一个正派的人，一个感情异常丰富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六十年的宦海风波，他不能无所感受，但是他对我半点也没有流露过。他大概知道，我根本不是此道中人，说了也是白说。在他生前，大陆和香港都有一些人把他封为“左王”，另外一位同志同他并列，称为“左后”。我觉得，乔木是冤枉的。他哪里是那种有意害人的人呢? 在西谛先生身上，看不到半点教授架子。他也没有一点论资排辈的恶习。他自己似乎并不觉得比我们长一辈，他完全可能以平等的态度对待我们。他有时候像一个大孩子，不失其赤子之心。他说话非常坦率，有什么想法就说了出来，既不装腔作势，也不以势吓人。他从来不想教训人，任何时候都是亲切和蔼的。当时流行在社会上的那种帮派习气，在他身上也找不到。只要他认为有一技之长的，不管是老年、中年还是青年，他都一视同仁。因此，我们在背后经常说他是一个宋江式的人物。 胡适从来就不是国民党员，他对国民党并非一味地顺从。他服膺的是美国的实验主义，他崇拜的是美国的所谓民主制度。只要不符合这两个尺度，他就挑点小毛病，闹着独立性。对国民党也不例外。 什么叫“小骂大帮忙”呢?理论家们说，胡适同国民党蒋介石闹这样的“小骂”，给自己涂上一层保护色，这种保护色是有欺骗性的，是用来迷惑人民的。到了要害时刻，他又出来为国民党讲话。于是人民都相信了他的话，天下翕然从之，国民党就“万寿无疆”了。这样的“理论”未免低估了中国老百姓的觉悟水平。难道我们的老百姓真正这样糊涂、这样低能吗? 我看胡适是一个异常聪明的糊涂人。 我认为胡适是一位非常复杂的人物，他反对共产主义，但是拿他那一把美国尺子来衡量，他也不见得赞成国民党。在政治上，他有时候想下水，但又怕湿了衣裳。他一生就是在这种矛盾中度过的。 适之先生以青年bào得大名，誉满士林。我觉得，他一生处在一个矛盾中，一个怪圈中;一方面是学术研究，一方面是政治活动和社会活动。他一生忙忙碌碌，倥偬奔波，作为一个“过河卒子”，勇往直前。我不知道，他自己是否意识到身陷怪圈。当局者迷，旁观者清，我认为，这个怪圈确实存在，而且十分严重，那么，我对这个问题有什么看法呢?我觉得，不管适之先生自己如何定位，他一生究竟一个书生，说不好听一点，就是一个书呆子。 到了1954年从批判俞平伯先生的《红楼梦研究》的资产阶级唯心论起，批判之火终于烧到了适之先生身上。这是一场缺席批判，适之远在重洋之外，坐山观虎斗。即使被斗的是他自己，反正伤不了他一根毫毛，他乐得怡然观战。他名字仿佛已经成了一稻草人。浑身是箭，一个不折不扣的“箭垛”，大陆上众家豪杰，个个义形于色，争先恐后，万箭齐发，适之先生兀自岿然不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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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课堂上叶公超先生选出一些诗词，自己摇头晃脑而朗诵之，有时闭上了眼睛，仿佛完全沉浸于诗词的境界中，遗世而独立。他蓦地睁大了眼睛，连声说：“好!好!好!就是好!”学生正在等他解释好在何处，他却已朗诵起第二首诗词来了。昔者晋人见好山水，便连声唤：“奈何!奈何!”仔细想来，这是最好的赞美方式。因为，一落言筌，便失本意，反不如说上几句“奈何!”更具有启发意义。平伯先生的“就是好!”可以与此等量齐观。 公超先生教学法非常奇异。他几乎从不讲解，一上堂，就让坐在前排的学生，由左到右，依次朗读原文，到了一定段落，他大声一喊：“stop!”问大家有问题没有。没人回答，就让学生依次朗读下去，一直到下课。学生摸出了这个规律，谁愿意朗读，就坐在前排，否则往后坐。有人偶然提一个问题，他断喝一声：“查字典去!”这一声狮子吼有大威力，从此天下太平，宇域宁静，相安无事，转瞬过了一年。 一个学者的为人和为学两者之间有矛盾。有的人为学能实事求是，朴实无华，而为人则奇诡难测，像神龙一般，令人见首不见尾。另外一些人则正相反，为学奇诡难测，而为人则淳朴坦dàng。我觉得，在了一先生身上，为人与为学则是完全统一的。他真正是文如其人，或者人如其文。 我认为，在冯至身上，作为学者和作为诗人是密不可分的。过去和现在都有专门的诗人和专门的学者，身兼二者又达到相当高的水平的人，却并不多见。冯先生就是这样一个人。作为学者，他仍然饱含诗人气质。 冯至先生以诗人研究诗人，研究仿佛就成了创作，他深入研究对象的灵魂，他能看到或本能地领悟到其他学者们看不到更领悟不到的东西，而又能以生花妙笔著成文章，同那些枯涩僵硬的高头讲章迥异其趣，学术论著本身就仿佛成了文学创作，诗意弥漫，笔端常带感情。读这样的学术论著，同读文学作品一样，简直是一种美的享受。 我确实认为，冯至先生是人文难分。他为人一向淳朴、正直、坦dàng、忠实，待人以诚，心口如一。我简直无法想象会有谎言从他嘴里流了出来。他说话从不有恃无恐大，也不花哨;即之也温，总给人以实事求是的印象，而且几十年如一日，真可谓始终如一了。 他虽然还活着，然而已经不能睁眼，不能说话。我顿感，毕生知己又弱一个。我坐在会客室里，泪如泉涌，我预备放声大哭。他的女儿姚平连声说：“季伯伯!你不要难过!”我调动起来了自己所有剩余的理智力量，硬是把痛哭压了下去。脸上还装出笑脸，甚至在泪光中做出笑脸。只有我一个人知道：我的泪都流到肚子里去了。为了冯至先生，我愿意把自己泪库中的泪一次提光，使它成为我一生中最后的一次痛哭。 张岱年先生奖掖后学，爱护学生，极有正义感，对任何人都不阿谀奉承，凛然一身正气，又绝不装腔作势，总是平等对人。这样多的优秀品质集中到一个人身上，再加上真正淡泊名利，唯学是务在当今士林中，真堪为楷模了。 假如她还留在人间的话，恐怕也将近古稀之年了。而今我已垂垂老矣。世界上还能想到她的人恐怕不会太多。等到我不能想到她的时候，世界上能想到她的人，恐怕就没有了。 我们相jiāo七十余年，生不能视其疾，死不能临其丧，我的心能得安宁吗?呜呼!长才未展，命途多舛;未臻耄耋，遽归道山。我还没有能达到“悲欢离合总无情”的水平。我年纪越老，长之入梦的次数越多。我已年届九旬，他还能入梦多少次啊!悲哉! (周)一良出自名门世家，家学渊源，年幼时读书条件好到无法再好的水平。因此，他对中国古典文献，非凡是史籍，都有很好的造诣。他曾赴日本和美国留学，熟练把握英日两国语言，兼又天资聪颖，个人勤奋，最终成为一代学人，良有以也。中年后他专治魏晋南北朝史，旁及敦煌文献，佛教研究，多所创获，巍然大师，国内无出其右者。至于他的学术风格，我可以引用汤用彤先生两句话。有一天，汤先生对我说：“周一良的文章，有点像陈寅恪先生。”可见锡予先生对他评价之高。在那一段非常时期，他曾同人合编过一部《世界通史》。这恐怕是一部“应制”之余，并非他之所长。但是统观全书，并不落俗人窠臼，也可见他史学功底之深厚。可惜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他长才未展，他留下的几部专著，决不能说已尽其所长，我只能引用唐人诗句“长使英雄泪满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