季羡林生命沉思录_季羡林【完结】(46)

2019-03-10  作者|标签:季羡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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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可以得出一个结论:一个宗派流行时间的长短是与它们中国化的程度成正比的。谁的天国入门券卖得便宜,谁就能赢得群众,就能得到统治者的支持。反之,就不能。  天国入门券,越卖越便宜。法相宗的入门券卖得贵了一点,所以买的人就少。它以后的华严宗和禅宗,就便宜得多。华严宗宣扬,进入佛国不必努力苦修,不必等到遥远的将来,只要在眼前改变一下对现实世界的看法,马上就可以成佛。禅宗的“放下屠刀,立地成佛”是最有名的,也是最简便便宜的。禅宗流行的时间非凡长,地域非凡广,难道是偶然的吗?  按照世界宗教史上的一般规律,宗教都是具有排他性的。在这里,原因并不像一般人所相信的那样是由于宗教信仰和学说的不同。假如这样说,那只是皮毛之论,要害是经济利益。打击别人,争取信徒,也就是争取布施,争取庙产。  玄奘和他创立的法相宗,既反对小乘那样把天国的入门券卖得太贵,也反对大乘空宗那样连天国都要空掉。他追随印度瑜伽行者派的学说,坚持五种姓的主张,就是说,人们对佛理的接受与实践是各不相同的。他反对道生主张的、有《涅槃经》作根据的一切众生皆有佛性的说法。  玄奘虽然在成佛的道路上多少设置下了一些障碍,但是他在印度寻求解决佛性问题的结果却是:在当世即可成佛。从他自己的经历中也可以看出这一点。  玄奘在佛教哲学方面,基本上继续了印度大乘有宗的传统,他比较忠实地把这一派学说介绍到中国来,形成了中国佛教的一个宗派——法相宗。不过,玄奘毕生致力的是翻译工作,自己写的著作不多,法相宗理论的奠基人应该说是他的弟子窥基。  我觉得,中国古代许多佛教大师都似乎有这样的矛盾。讲佛理的时候,头绪纷繁,越讲越玄。乍一看,真是深奥得很,实则破绽百出,想入非非,故弄玄虚,qiáng词夺理。但在实践方面,则又是另外一套。这种理论与实践的矛盾,可能是由于对一般老百姓,假如死钻牛角,将会把他们吓退,不如说得简单明了,只需喊上几声“阿弥陀佛”,布施一些什么东西,就扯给他一张天国入门券,西天有份。这样对吸收信徒,增添利养,大有好处。我看玄奘也没能逃出这个窠臼。  “我们从古以来,就有埋头苦gān的人,有拼命硬gān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虽是等于为帝王将相作家谱的所谓‘正史’,也往往掩不住他们的光耀,这就是中国的脊梁。”鲁迅在这里并没有点出玄奘的名字,但是他所说的“舍身求法的人”,首先就有玄奘在内,这一点是无可怀疑的。有这样jīng神的玄奘的确算得上是“中国的脊梁”。  有的史学家形象地说,在古代印度没有年代的一片黑暗中,有一根闪光的柱子,这就是释迦牟尼的生卒年代。确定了这个年代,以前以后的几件大事的年代的确定就都有了可靠的依据,因而才真正能谈到历史。而释迦牟尼年代的确定,中国载籍起了很大的作用,《大唐西域记》对于确定佛陀生卒年月也起过作用。  统观《大唐西域记》全书,包括了100多个“国”,玄奘的记述有长有短,但是不管多么短,他的记述似乎有一个比较固定的全面的章法:幅员大小、都城大小、地理形势、农业、商业、风俗、文艺、语言、文字、货币、国王、宗教等等。这些方面几乎都要涉及到。当时和今天要想了解这个“国”,除了以上这些方面,还要了解些什么呢?他能用极其简洁的语言描绘大量的事实,不但确切,而且生动。所以,我们可以说,玄奘是一个运用语言的大师,描绘历史和地理的能手,而《大唐西域记》是一部稀世奇书,其他外国人的著作是很难同这一部书相比的。  玄奘这个人和他这一部书,对加qiáng中印两国人民的传统友谊和互相学习、互相了解已经起了而且还将继续起不可估量的作用。玄奘的大名,在印度几乎是妇孺皆知、家喻户晓。正如我写到的:他已经成了中印友好的化身。至于《大唐西域记》这一部书,早已经成了研究印度历史、哲学史、宗教史、文学史等等的瑰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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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可以立一个假设:《列子》这部书是彻头彻尾一部伪书,刘向的《叙录》、《列子》本文、《列子序》和《列子》注都出于张湛一人之手,都是他一个人包办的。  我们讲“文化jiāo流”,其中“jiāo”字是要害。既然说“jiāo”,就不会是向一个方向流,形成了所谓one-way traffic,而是相向地流,这才是真正的“jiāo流”。一方的新东西、新思想、新科技等等流向另一方。另一方的新东西、新思想、新jiāo流、新科技等等也流向这一方。有时候,流过来的东西,经过这一方的改造、加工、发展、提高,又流了回去。如此循环往复,无休无止,一步比一步提高,从而促进了人类文化的发展,以及人类社会的进步。这种流出去又流回来的现象,我称之为“倒流”。  佛都是从印度传到中国来的。中国人接受了这一个外来的宗教以后,并不是墨守成规、原封不动地把它保留了下来,而是加以改造和提高,加以发扬光大,在传播过程中,形成了许多宗派。总起来看,在律的方面——僧伽组织方面的改变,比起在教义方面的改变与发展,要少一些,要不太引人注目一些。在佛教义理方面,中国高僧在几百年上千年的钻研与学习中,有了很多新的发展,有的又“倒流”回印度,形成了我所说的“佛教的倒流”。  禅宗,虽然名义上是菩提达摩从印度传到中国来的,但是实际上是在中国发展起来的一个佛教宗派,流行的时间最长,最富于中国色彩。永觉禅师拜谒禅宗六祖慧能,二人耍开了机锋。永觉从中悟得大道(觉)。  六祖连声高呼:“善哉!善哉!”《证道歌》中的思想大概也不出中国禅宗的这一套东西。这一套东西印度人可能是生疏的,认为是莫测高深的。因而《证道歌》终于在唐玄宗时期(八世纪)传回了印度,为那里的人所“亲仰”。  关于道家向佛家靠拢,甚至取媚于佛家的说法很多,那都是道家片面地一厢情愿地捏造出来的。  我们从这个“道”字可以看出来,中国这个宗教要解决的是现实的问题、今世的问题,不是神话的问题、来世的问题。道家这种jīng神,同儒家jīng神是完全一致的。孔子说:“未知生,焉知死!”这是一脉相承的中国jīng神。后来道家发展成为道教,也不过是想长生不死、白昼升天而已。  “菩提”(bodhi)这个词的词根是√budh,意思是“觉,醒”。Buddha(佛陀,佛)这个词也源于√budh,加上过去分词语尾ta,变成了buddha,意思是“觉悟了的人”,“觉者”。√budh的拙象名词就是bodhi,意思是“觉”,音译“菩提”。  从宗教意义上来看什么叫做“觉”呢?根据佛教最原始的理论,所谓“十二因缘”,一个人(或其他生物)总是处在生死流转中的,只有熟悉了这个根本理论,熟悉了“无明”(avidyā)是十二因缘之首,他就算是“觉”了,算是得道了,成佛了。因此,梵文bodhi这个词儿所蕴含的意义,与中国的“道”完全不同。它要解决的问题,不是现世的,不是眼前的,而是来生来世无数生死流转的。  看过榕树的人都知道,从树gān上长出一些树根,下垂至地,又在地中生根,然后长成一棵树,又在自己的gān上长出细根,下垂至地,如此循环往复,一棵榕树能长出成百棵榕树,甚至让人摸不清究竟哪一棵树是初原的树,哪一些树是派生的树。只有这样生长的榕树,才能在一棵树下荫覆五百辆车而有余。在榕树这里,根gān与枝叶互为因果,难解难分。用这样的榕树来比喻作为根gān的印度佛法与作为枝叶的东夏佛法之间互为因果的关系,难道不是一个非常聪明、含义又非常深刻的比喻吗?  我们不是也关心中国人同印度人的思维方式、心理状态等的区别空间何在的问题吗?《含光传·系》对于这个问题提出了下面的意见:“盖东人之敏利,何以知耶?秦人好略,验其言少而解多也。西域之人淳朴,何以知乎?天竺好繁,证其言重而后悟也。由是观之,西域之人利在乎念性,东人利在乎解性也。”这一段话的意思就是说,中国人敏利,言少而解多;印度人淳朴而好繁。最早的佛经,连篇累牍,动辄数十万甚至数百万言,同样的话能一字不移地一再重复,因此说“言重”。这个意见是完全符合实际的。就拿巴利文佛典来说吧,同样的词句,一字不动,换一个地方又重复一遍,而且重复之中套重复。因此英国刊行巴利文佛典不得不删去重复之处,加以注明,节省了大量的篇幅。我猜想,佛典产生在发明文字之前,师徒口耳相传,为了加qiáng记忆,才采用了重复的办法,否则实在难在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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